四见杨佳：辩护律师之争

　　10月9日，翟建接到了上海高院的通知，10月13日开庭。他知道法院不准备再做司法鉴定了。当天晚上，翟建把开庭的消息通知了王静荣，并将杨佳的家人要来旁听的事情，跟法院交涉。

　　前一天，王静荣和杨福生上书上海市政法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委托上海高院强行指定的上海律师”。

　　谁来为杨佳聘请律师，在该案一审宣判之后，就成为争论的话题。此前，９月26日一早，翟建打电话给王静荣，告之自己接受杨佳委托成为其律师的原因。从王静荣那里，他了解到，杨佳爸爸杨福生也为此请了两名律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的李劲松、刘晓原律师。而当时在电话里，王静荣并没有告诉翟建，自己也为杨佳请了个律师，李和平。当天，翟建先后打电话，和李劲松、李和平做了沟通。

　　在9月25日的会见，翟建曾问过杨佳，你爸爸给你请律师，你知不知道？他说知道，但拒绝在委托书上签字。他没有说理由。翟建又问，一审的律师是不是你妈妈给你请的？他说当时是签字同意的。翟回忆说，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一审律师表示不满。

　　在10月6日的会见中，翟建又问杨佳：你不要你爸爸请的律师，但是他要是来旁听你会不会接受？杨佳说没关系，其实他听不听都无所谓。

　　10月10日，翟建又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为了对杨佳的精神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确认其导致六名民警死亡的行为究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还是网上流传的这是一个反政府的“英雄行为”？建议在开庭时，邀请部分精神病诊疗专家参加旁听，庭后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从而决定是否对杨佳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

　　10月12日早上，王静荣和杨福生到了上海。翟建给他们打电话，这是他和杨福生第一次通话。杨福生首先表示了感谢，然后提了两点要求：

　　1、能不能让杨佳写个条，亲自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接受我请的律师。2、要他在法庭上实事求是地讲，别像一审那样什么都不讲。

　　翟建说：第二条要求，我保证带到。第一条我不敢保证，不过我有折中的方法——我通过做笔录的方式，可以表达这层意思。

　　10月12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律师在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杨佳。为杨佳做了笔录，部分内容如下：

　　杨佳：我爸给我请律师，我是知道的，拒绝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律师：你爸对你不错，一直供你读书到毕业。

　　杨佳：是的，在我中专毕业之前，他是给钱的，在毕业以后，半年内也是给钱的，后来就不给了。

　　律师：没再给过你钱吗？

　　杨佳：起码我没有拿到过。我妈住院的时候，他给过我妈钱。给多少不清楚。

　　律师：为什么不要他请的律师呢？

　　杨佳：我以为他知道。我想他应该知道。

　　律师：我后来听说你阿姨也为你请律师，我与她联系过，对此你怎么看？

　　杨佳：我和你们两个律师沟通得很好，我是信任你们的，没必要另外请律师。

　　这份笔录，最后经过了杨佳的签字，修改过的地方都按上了红手印。当天下午，翟建把笔录拿给杨佳的爸爸看了，杨福生看后说：我也没有话说了，我也确实看到了。

法庭内外

　　１０月１３日法庭上的杨佳，身穿一件天蓝色T恤，比一审时稍胖，当被法庭问及姓名、住址、籍贯时，回答敏捷，显机械但不恐慌。

　　担任主公诉人的季刚，是上海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也是全国首届十佳公诉人。因此，此次庭审，被认为是“王牌碰对碰”。

　　上午是法庭调查阶段，翟建详细询问了杨佳3次来上海的经过，尤其是引发袭警案的起因。他一如既往的风格，列出提纲，即兴发言；另一名律师吉剑青则询问了杨佳接受司法鉴定的过程，并发问2006年杨佳在山西与民警发生纠纷的情况。而检察官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杨佳一一询问，杨佳有的认可，有的否认，涉及到作案当天情况时，一概回答“记不清楚了”。

　　下午进入了辩论阶段。焦点集中在是否有必要重新对杨佳作精神病鉴定；一审出具鉴定的鉴定机构是否有合法资格；警察是否打了杨佳。

　　翟建主要做了两部分辩护。一是关于案件的起因，质疑杨佳当天在派出所并未遭到殴打的说法。二是关于杨佳的精神状态。翟建举例说明，在与杨佳的几次长谈，深感其精神状态和行为异于常人：

　　他与父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冲突，甚至说不出他父亲对他个人有什么对不住之处，但就是坚决不同意接受其父亲为其聘请的律师；

　　他对一审的死刑判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在乎，并称在看守所里非常舒服，“伙食不错，跟单位吃食堂没啥两样”， “你们不要为我争取改变一审判决，要不我在里面呆到50多岁才出来也没意思。”

　　与翟建辩护内容相对应的是，杨佳在法庭上表现出异常的轻松，甚至称那些受害警察“他们不是无辜的”，当检察员问他此话怎讲时，他略加思索后笑眯眯地问：我可不可以拒绝回答。

　　法庭上，翟建提出为杨佳重做精神鉴定的理由：原司法鉴定的依据——《中国精神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所确定的人格障碍——偏执性人格障碍中有关病态描述，几乎全符合杨佳的表现和情形。

　　人格障碍的症状标准：个人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不限于精神障碍发作期）在整体上与其文化所期望和所接受的范围明显偏离，这种偏离是广泛、稳定和长期的，并至少有下列1项：认知（感知，及解释人和事物，由此形成对自我及他人的态度和形象的方式）的异常偏离；情感（范围、强度、及适切的情感唤起和反应）的异常偏离；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

　　翟建发问：杨佳在马路上骑车，遇到巡警正常盘查便产生如此强烈的对立情绪而不予配合，当属认知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对其父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当属情感的异常偏离吧？

　　杨所有的袭警行为，当属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本人及其母亲都称杨佳没有贴心的朋友，杨佳本人也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当属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吧？

　　最后，翟建在结论中总结发言：杨佳有没有病，这是一个需要求证的案件基本事实，而假如有病是不是依然具备完全或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则应当由鉴定机关作出相关的结论，而最终是否追究杨佳的刑事责任及追究怎样的刑事责任，则由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来加以裁判。起码这样的过程，才能体现出一个具备了公正程序的过程，而辩护人及所有关注杨佳案件的公民，期盼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正程序的过程。

　　检察院的应对，则是请参与一审精神病鉴定者之一出庭，证人讲述了鉴定经过，结论是杨佳没有精神病。

　　杨佳对此表现轻松，他说：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

　　法庭随后宣布，“因律师要求对杨佳重新做精神鉴定的理由不充分，予以驳回”。

　　18：30，在历时7个半小时的庭审后，法官宣布将择日宣判。翟建走出法庭，他回忆说，杨佳的爸爸、阿姨对他说：作为律师能做到这份上，我们已是非常满意了。

　　他们一起坐车离开法院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襄阳南路上，还是人头涌涌。旁听出来的李劲松，被人群围得走不了，他说：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大。但我相信，经过这次开庭审理，有些事情，因为双方都说得比较透了，我相信法官也会更慎重一些，做出准确客观公正的判断。

　　关于庭审的情况还在马路上争论着。有人说律师怎么不让杨佳的妈妈出来作证呢？翟建后来说：对于杨佳妈妈的突然失踪表示吃惊，这极不正常。但是从证据学上讲，杨佳的妈妈最多就是能证明：杨佳告诉过自己他被打了，怎么能直接证明杨佳被打了呢？至于为什么不请几个警察作证，我认为无需出庭。

　　这天，翟建回到家后倍感疲惫，媒体记者的电话已经追踪到了家里。他说：“个人感觉除非重新鉴定，否则推翻原判的可能几乎为零。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有些遗憾，又有些期待！”

“杨佳袭警案” 回顾

　　●2008年7月1日 第三次来沪的杨佳，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行凶，造成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杨佳被当场抓捕。

　　●2008年8月26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杨佳袭警案”进行一审。

　　●2008年9月1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 “杨佳袭警案”被告人杨佳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8年9月12日 一审判决公布后，杨佳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立案受理。

　　●2008年10月13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对此案进行二审。择机公布宣判结果。
二见杨佳：他到底在派出所挨打了没有？

　　9月24日，翟建结束了康慧军案庭审后，开始着手准备杨佳案。在杨佳签名写于9月10日的上诉书中，翟建看到，上诉理由有三：一是，故意杀人罪不成立，自己没有故意杀人，多名公安人员死亡在意料之外；二是，多名证人没到庭做证，证词与事实不符；三是，自己从未提过无理要求。

　　翟建发现，上诉状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提出了上诉理由，而对于想要达到的结果只字未提。

　　9月25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再次去见杨佳。

　　首先问他：“这个上诉状是不是你写的？”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再问上诉状为何没提要达到的结果时，杨佳的回答再次让翟建惊讶——“我对判决结果看得不重要，我只是讨个说法：警察到底打过我没有？”

　　翟建一听以后，就对杨佳说：3条理由中，第一个是定性的问题。第二个是程序问题。证人，按照法律规定，尤其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作为辩护律师我不得不问你：你认为这些证人出庭会承认他们打过你吗？你为什么不在法庭上明确说清楚他们怎么打你的？这是纠纷，各执一词，应让法官判定谁说的更具有合理性。第三个是事实问题。你说没有提过无理要求，其实也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根本没有提过要求，一种是提过，自己认为是合理的。

　　在这次会见中，翟建进一步了解该案的经过。按照杨佳的说法，2007年10月5日，他在芷江西路因骑无牌自行车，受到巡警盘查，一直到警车赶到，他和警察没有任何肢体上的冲突。

　　他曾经说过，当时在马路上，一个警察骂他：你是从你妈裤裆里出来的。后来开庭审理时，当庭播放了他跟警察僵持的34分钟的录音，翟建听得出：当时杨佳说了句“他妈的”。警察就回了一句：你也是从你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你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句话，翟建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据杨佳向翟建讲，到了派出所以后，有一个警察“喷着唾沫跟他讲话”。杨佳认为他是故意的，然后他遭派出所多名警察殴打。“上来几个警察，就把我抬手抬脚架到里边一间房间，拳打脚踢，打了两三分钟。” 后来二审法庭有录像显示，杨被数名警察强行拉扯到另一个房间。

　　杨佳就开始投诉。翟建后来从录像中看到，杨佳从进派出所的大堂开始，手中拿着电话，一直在打。杨佳说：“我给我妈妈打电话，说自己又被带到派出所了。”

　　看守所里，翟建问他这里的“又”是什么意思？杨佳说，2006年11月，他曾经在山西太原，被警察殴打，打掉三颗门牙，以及轻微脑震荡。后来，他去验伤了，和妈妈一起交涉，对方赔偿3000多元。

　　据杨佳向翟建讲：当天晚上，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的督察来了，杨佳就向警察要一张证明，证明他们打过他，督察讲“不可能”。杨佳说不给解决，就继续投诉。吴姓督察说：你这么点事情搞那么大，你投诉就是了，最后不是你顶死我，就是我顶死你！翟建说，这句话，当时没有录音，吴对此是否认的。

　　凌晨一两点，杨佳离开了派出所。他跟吴姓督察的接触仅限于此，吴没有打过他。当天，杨佳没有去验伤，他的解释之一是，伤得不重，两个胳膊上有淤青，回去之后才发现背上也有。在看守所，翟建问了敏感的话题：你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他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还反问道：“你怎么这么说？”

　　回北京以后，杨佳就不断投诉。他说给上海公安局发过E-mail，给公安部打过电话，后来想到要向媒体投诉，就买了1000个信封、1000套邮票、一箱复印纸。

　　然后是2008年6月12日，他再次来到上海，却是约网友来旅游的，一直玩到24日。翟建问：那次来上海，是不是想去问问投诉的结果？杨佳答：没有想过。又问：有没有去闸北公安局门口看看，认认路什么的？回答：骑车时路过，但是没有注意太多。又问：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呢？杨佳说就是来玩的啊。

　　6月24日，杨佳回北京，他说行李带得太多了，要送回去。6月26日，他又回到了上海。随后几天，他从网上买了催泪瓦斯、防毒面具，在店里买了刀、登山手杖、锤子、医用塑胶手套，捡了一个塑胶桶，从修车场买了汽油，在垃圾箱里捡了8个啤酒瓶。

　　7月1日早上7点多，他奔往闸北公安分局，随身带着现金7000多元，信用卡上有2万多元。

　　后来翟建问：为什么要点燃汽油瓶？杨佳说制造点声势，让大家知道这里有人对公安局很不满。又问为什么不去派出所？他说他对分局的处理不满！那个督察不好好处理，就去找他！

　　杨佳还向翟建说：进了分局以后。他说自己确实记不清楚了，在第一次庭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还在一楼杀了4个人。他说，当时在1楼看了一眼，找到督察室在21楼，就往21楼跑，一路上好像碰到一二十个人，遇上挡道的就捅。在21楼电梯口刺伤了吴，但没认出他来。

　　在第二次谈话中，翟建觉得杨佳精神有些异常：在派出所挨打，伤得并不重，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来上海旅游，突然想起来了，就搞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三见杨佳：他有没有精神病？

　　在9月25日的会见中，杨佳提供了他阿姨的电话。这是他唯一愿意联系的亲人。

　　在第一次会面时，翟建了解到，杨佳已经知道自己的妈妈找不到了。他曾坚持要妈妈为他找律师，但后来法院告诉他，已经把相关的函发到了他妈妈那里，就是找不到人。但令人奇怪的是，杨佳对妈妈的失踪一直没有深究。

　　国庆长假期间，翟建仔细地研究该案一审的所有材料，结合对原司法鉴定的鉴定依据——《中国精神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研究，认为杨佳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该标准中有关“偏执性人格障碍”等数种人格障碍的表现。

　　10月6日，长假一结束，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递交了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当天下午，翟建和吉剑青去见杨佳，向他说明了要从精神病的角度辩护。翟建担心，杨佳是很倔的，如果不事先沟通，就在法庭上讲他有精神病，他会认为是对他的侮辱，会当庭顶起来。

　　果然，杨佳不接受自己有精神病。翟建就做他的工作：有时，人的病是自己发现不了的，有些病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就是痴呆傻子一样，其实有时只有某些方面是病态的，而在其他方面正常。

　　当天，翟建把一篇《试论司法精神病学中“偏执性精神病”》的文章拿给杨佳看。作者何恬，医学学士，法学硕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

　　在这篇文章中，何恬提到偏执性精神病病人 “通常有个性缺陷，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容易激动、自尊心强、自命不凡，这一性格特征，导致他遇事爱认死理，喜欢抗上，不服从领导、为追求自己认定的真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文章还提到，“偏执型精神病人的妄想内容不荒唐、不泛化，系统性强，病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社会保持较好的联系，所以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几乎接近正常。”

　　经过做工作，杨佳表示理解，保证在法庭上不呛起来，但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

四见杨佳：辩护律师之争

　　10月9日，翟建接到了上海高院的通知，10月13日开庭。他知道法院不准备再做司法鉴定了。当天晚上，翟建把开庭的消息通知了王静荣，并将杨佳的家人要来旁听的事情，跟法院交涉。

　　前一天，王静荣和杨福生上书上海市政法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委托上海高院强行指定的上海律师”。

　　谁来为杨佳聘请律师，在该案一审宣判之后，就成为争论的话题。此前，９月26日一早，翟建打电话给王静荣，告之自己接受杨佳委托成为其律师的原因。从王静荣那里，他了解到，杨佳爸爸杨福生也为此请了两名律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的李劲松、刘晓原律师。而当时在电话里，王静荣并没有告诉翟建，自己也为杨佳请了个律师，李和平。当天，翟建先后打电话，和李劲松、李和平做了沟通。

　　在9月25日的会见，翟建曾问过杨佳，你爸爸给你请律师，你知不知道？他说知道，但拒绝在委托书上签字。他没有说理由。翟建又问，一审的律师是不是你妈妈给你请的？他说当时是签字同意的。翟回忆说，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一审律师表示不满。

　　在10月6日的会见中，翟建又问杨佳：你不要你爸爸请的律师，但是他要是来旁听你会不会接受？杨佳说没关系，其实他听不听都无所谓。

　　10月10日，翟建又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为了对杨佳的精神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确认其导致六名民警死亡的行为究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还是网上流传的这是一个反政府的“英雄行为”？建议在开庭时，邀请部分精神病诊疗专家参加旁听，庭后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从而决定是否对杨佳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

　　10月12日早上，王静荣和杨福生到了上海。翟建给他们打电话，这是他和杨福生第一次通话。杨福生首先表示了感谢，然后提了两点要求：

　　1、能不能让杨佳写个条，亲自说明一下为什么不接受我请的律师。2、要他在法庭上实事求是地讲，别像一审那样什么都不讲。

　　翟建说：第二条要求，我保证带到。第一条我不敢保证，不过我有折中的方法——我通过做笔录的方式，可以表达这层意思。

　　10月12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律师在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杨佳。为杨佳做了笔录，部分内容如下：

　　杨佳：我爸给我请律师，我是知道的，拒绝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律师：你爸对你不错，一直供你读书到毕业。

　　杨佳：是的，在我中专毕业之前，他是给钱的，在毕业以后，半年内也是给钱的，后来就不给了。

　　律师：没再给过你钱吗？

　　杨佳：起码我没有拿到过。我妈住院的时候，他给过我妈钱。给多少不清楚。

　　律师：为什么不要他请的律师呢？

　　杨佳：我以为他知道。我想他应该知道。

　　律师：我后来听说你阿姨也为你请律师，我与她联系过，对此你怎么看？

　　杨佳：我和你们两个律师沟通得很好，我是信任你们的，没必要另外请律师。

　　这份笔录，最后经过了杨佳的签字，修改过的地方都按上了红手印。当天下午，翟建把笔录拿给杨佳的爸爸看了，杨福生看后说：我也没有话说了，我也确实看到了。

法庭内外

　　１０月１３日法庭上的杨佳，身穿一件天蓝色T恤，比一审时稍胖，当被法庭问及姓名、住址、籍贯时，回答敏捷，显机械但不恐慌。

　　担任主公诉人的季刚，是上海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也是全国首届十佳公诉人。因此，此次庭审，被认为是“王牌碰对碰”。

　　上午是法庭调查阶段，翟建详细询问了杨佳3次来上海的经过，尤其是引发袭警案的起因。他一如既往的风格，列出提纲，即兴发言；另一名律师吉剑青则询问了杨佳接受司法鉴定的过程，并发问2006年杨佳在山西与民警发生纠纷的情况。而检察官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杨佳一一询问，杨佳有的认可，有的否认，涉及到作案当天情况时，一概回答“记不清楚了”。

　　下午进入了辩论阶段。焦点集中在是否有必要重新对杨佳作精神病鉴定；一审出具鉴定的鉴定机构是否有合法资格；警察是否打了杨佳。

　　翟建主要做了两部分辩护。一是关于案件的起因，质疑杨佳当天在派出所并未遭到殴打的说法。二是关于杨佳的精神状态。翟建举例说明，在与杨佳的几次长谈，深感其精神状态和行为异于常人：

　　他与父亲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冲突，甚至说不出他父亲对他个人有什么对不住之处，但就是坚决不同意接受其父亲为其聘请的律师；

　　他对一审的死刑判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在乎，并称在看守所里非常舒服，“伙食不错，跟单位吃食堂没啥两样”， “你们不要为我争取改变一审判决，要不我在里面呆到50多岁才出来也没意思。”

　　与翟建辩护内容相对应的是，杨佳在法庭上表现出异常的轻松，甚至称那些受害警察“他们不是无辜的”，当检察员问他此话怎讲时，他略加思索后笑眯眯地问：我可不可以拒绝回答。

　　法庭上，翟建提出为杨佳重做精神鉴定的理由：原司法鉴定的依据——《中国精神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所确定的人格障碍——偏执性人格障碍中有关病态描述，几乎全符合杨佳的表现和情形。

　　人格障碍的症状标准：个人的内心体验与行为特征（不限于精神障碍发作期）在整体上与其文化所期望和所接受的范围明显偏离，这种偏离是广泛、稳定和长期的，并至少有下列1项：认知（感知，及解释人和事物，由此形成对自我及他人的态度和形象的方式）的异常偏离；情感（范围、强度、及适切的情感唤起和反应）的异常偏离；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

　　翟建发问：杨佳在马路上骑车，遇到巡警正常盘查便产生如此强烈的对立情绪而不予配合，当属认知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对其父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当属情感的异常偏离吧？

　　杨所有的袭警行为，当属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本人及其母亲都称杨佳没有贴心的朋友，杨佳本人也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当属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吧？

　　最后，翟建在结论中总结发言：杨佳有没有病，这是一个需要求证的案件基本事实，而假如有病是不是依然具备完全或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则应当由鉴定机关作出相关的结论，而最终是否追究杨佳的刑事责任及追究怎样的刑事责任，则由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来加以裁判。起码这样的过程，才能体现出一个具备了公正程序的过程，而辩护人及所有关注杨佳案件的公民，期盼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正程序的过程。 　
　　检察院的应对，则是请参与一审精神病鉴定者之一出庭，证人讲述了鉴定经过，结论是杨佳没有精神病。
　　杨佳对此表现轻松，他说：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巡警。
　　法庭随后宣布，“因律师要求对杨佳重新做精神鉴定的理由不充分，予以驳回”。
18：30，在历时7个半小时的庭审后，法官宣布将择日宣判。翟建走出法庭，他回忆说，杨佳的爸爸、阿姨对他说：作为律师能做到这份上，我们已是非常满意了。
　　他们一起坐车离开法院时，天已经黑了下来，襄阳南路上，还是人头涌涌。旁听出来的李劲松，被人群围得走不了，他说：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大。但我相信，经过这次开庭审理，有些事情，因为双方都说得比较透了，我相信法官也会更慎重一些，做出准确客观公正的判断。
　　关于庭审的情况还在马路上争论着。有人说律师怎么不让杨佳的妈妈出来作证呢？翟建后来说：对于杨佳妈妈的突然失踪表示吃惊，这极不正常。但是从证据学上讲，杨佳的妈妈最多就是能证明：杨佳告诉过自己他被打了，怎么能直接证明杨佳被打了呢？至于为什么不请几个警察作证，我认为无需出庭。
　　这天，翟建回到家后倍感疲惫，媒体记者的电话已经追踪到了家里。他说：“个人感觉除非重新鉴定，否则推翻原判的可能几乎为零。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有些遗憾，又有些期待！”
“杨佳袭警案” 回顾

●2008年7月1日 第三次来沪的杨佳，携带尖刀等作案工具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机关大楼，持刀行凶，造成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杨佳被当场抓捕。
●2008年8月26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杨佳袭警案”进行一审。
●2008年9月1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 “杨佳袭警案”被告人杨佳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8年9月12日 一审判决公布后，杨佳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立案受理。
●2008年10月13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对此案进行二审。择机公布宣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