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一家中型打火机企业的样品室内，陈列了两万多件造型无一雷同的打火机。史训锋摄

这原本是一种多赢的格局。有人买打火机，企业赚钱，员工得利，政府收税，社会劳动力被吸纳。不幸的是，由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股寒流，完全打乱了原有的秩序。这股寒流已席卷中国的大江南北，严重地挫伤了一个又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温州，打火机业首当其冲。

像日丰这样的中小企业，所要负担的主要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等，名目繁多，难怪黄发静有“数不胜数”的抱怨。此外，这些企业还要负担各种基金和费用 

冰点特稿第687期：患感冒的打火机 记者 郭建光

“我的企业不是很困难，是相当困难，就是赵本山和谁那个小品中的那个‘相当’。”黄发静用墨绿色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点燃一支“中华”烟，深吸一口，眉头紧锁着说道。

这叫与狼共舞

日丰、东方、虎牌等，都是温州知名的打火机品牌。但很大一部分打火机产品，只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牌子。

“日丰”的Logo立在黄发静工厂的最高处。办公楼前的5面旗帜中，除一面是国旗外，其余4面上均有日丰的标志，两蓝两黄。办公楼的大厅内，摆放着十多箱打包好的打火机产品。后面的工厂中，工人们则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温州龙湾区状元镇这个以鞋革为主的工业区中，这个占地10亩的工厂显得干净和气派。

闯荡商海之前，黄发静是一名国有企业的工人。1983年，他紧随经商大潮，停薪留职。先是做工业电器，接着又摆弄了几年眼镜。1990年，他投资了几万元，支起了打火机的摊。

起先，他和其他工厂一样，只是一个组装商。零部件由各个不同的工厂提供，他则按照各种订货要求组装起来。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利润空间并不小。最高时，每只打火机的利润有五六元。

1992年是黄发静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他遇到了法国一家大公司。从那之后，他就开始标准化生产，更新设备，并建立了自己的研发队伍。这一举措，使得他避开了低端产品市场的恶性竞争，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好日子在2001年碰到了障碍。当年，欧盟制定了CR法规。这项旨在保障儿童使用打火机安全而制定的法规规定，价格在2欧元或者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就必须安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而早在1994年，美国就制定了此法规。因未积极应对，中国的打火机业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美国市场。

“这个法规是把产品的价格标准当成了安全标准。”黄发静不服气。为避免温州打火机业全军覆没，他决定牵头抵制欧盟。2001年12月，黄发静联络了温州17家打火机企业召开了研讨会。在他的努力下，次年3月，原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司派人到欧盟6国交涉。历经“千辛万苦、千呼万唤”，这个原本于2004年6月生效的标准，终于暂停实施。

因抵制欧盟CR法规一事，黄发静被评为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说到此处，原本一脸严肃的黄发静笑了。他将自己舒展在沙发上，又悠然地点上一根“中华”。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如此放松。

黄发静之后，温州东方轻工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应诉了2002年欧盟提出的反倾销诉讼。同年10月，欧盟承认了东方公司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这并不是最后的胜利。“有大的订单，国际商家不仅要来调查产品的质量，还会来调查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有没有童工，有没有虐工，是否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等等。”黄发静说。

为应对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拿到大订单，黄发静不得不一再增添新的设备，改进产品质量，并尽量提高员工的福利。

2001年，日丰公司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检测。同年，其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还通过了全球最权威机构的认证。2005年，他联合温州32位身为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发起“关爱员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倡议，并承诺率先做到“六有六无”，这12项，均是为了保护员工利益。

当然，这是一笔不菲的投资。“国际商家在制定游戏规则，我们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这是与狼共舞。”他忿忿地说。

不过，黄发静和李中坚也承认，正是前期的投资，使得他们的企业，能在这场金融危机前期站住脚。

这条企业发展之路，也和现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思路相吻合。前不久，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鼓励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自力更生，勇当浴火“凤凰”，推进转型升级。记者采访中，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也称，该局将企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不过，黄发静的老朋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完成转型升级。

“转型谈何容易？很多企业都是作坊式的，要转型升级，得有大笔的资金。钱又从哪里来呢？”他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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