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航

    关于温州模式的另一头是，“无为”政府的“加持”。

    在市场和企业的边界，政府无为还是有为，强势还是弱势，成为温州模式演进之路的风向标，这构成了温州私营经济滥觞之显性通道。

     但这仍无法解释温州私营经济完整的跃进链条：工业利润的原始积累方程式，与其私营阶层的产业资本图谱之间的巨大裂痕。

    这或许还有一条更为隐秘的通道。

    追问直到2003年前后，开始逐渐浮现。是年，温州经济开始出现放缓迹象，各项经济指标均在浙江名列倒数，这一状况延续至今。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在一份名为《温州金融改革发展三十年——综述与启示》的报告中，解释了这个裂变：温州模式的式微，与近年来温州民间金融活力的降低有着很重要关系。

    令人炫目的是：也即在此前后，以温州为名的各式资本开始涌入全国的房地产、矿产、股票、黄金市场。与此同时，处于产业升级困惑中的温州中小企业不得不依赖最高达4-5分的民间高利贷。

    在过去30年间，温州民间金融与被誉为“无为”的温州政府一次次正面博弈，其间几度沉浮。2008年10月，由央行和银监会力推的小额贷款试点在温州正式启动，这被认为是温州民间金融进入主流话语体系的契机。

民间金融滥觞

    1984年初春的一天，30来岁的医院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像往常一样来到单位，通常来说，他的一上午时间都会在读报中度过。

    当此时，一度身陷囫囵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宣布无罪释放。温州人的创业激情在瞬间被激发。

    这天上午，方培林在报纸上翻阅到了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鼓励农民入股兴办实业”。方培林大胆地认为，入股就有股息，有股息的话，民间借贷就会是合法的，他就此判断：国家对民间借贷很可能会放开。

    当时，温州众多私营企业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在家里倒腾几个小铁片出来就能赚钱的时代，但这些红火的家族小作坊显然得不到国有银行的垂青，原始资金一直紧张。

    此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手上有了闲钱，却遭遇银行存款利率低的情况。

    方培林试探着向镇里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开办一家民营钱庄。

    新上任的镇委书记名叫黄德余，看到方培林的报告后，竟然颇为激动。在对方培林进行了一番考察后——包括其人品、个人履历等，黄德余批准了这个大胆的想法，以钱库镇的名义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表示支持。

    黄德余把方培林叫到自己办公室：“上面有压力，我可以顶住，但是你的钱庄开起来，一定要保证做好，不要出乱子”。在黄的建议下，方培林决定先不兴办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的股份制组织，而是先由他自己一人出资新办一个较简单的私人钱庄。

    这件事情一级一级上报到了苍南县和温州市，县市领导知情后，没有明确发文支持，但都以各种形式“默许”了。

    1984年初春，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挂在了钱库镇横街29号方家老宅门前。

    钱庄挂牌第二天，市农业银行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把招牌摘下来，转入地下。日后他心酸地自嘲：“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钱庄没有了招牌，但其优惠存贷条件和服务措施(如24小时营业)，让钱庄生意兴隆。

    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开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存贷款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在方兴钱庄创办的1984年，温州民间金融进入活跃期。当年温州GDP猛增了24.7%。直到90年前后，在全国掀起的新一轮“姓资姓社”讨论中，温州经济陷入低潮，方兴钱庄选择自行关闭。

民间金融滥觞

    几乎从一开始，温州地方政府就对日以成势的民间金融奉行了默许、放任自流的“无为哲学”。

    在当时，民营钱庄的兴办依旧受到各种限制，在这样情形下，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活动便悄悄地在温州各乡村开展了起来。
有资料显示，在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

    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曾经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后来，他所生产的徽章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标准配备。

    1986年，抬会发展成为一种疯狂的资金游戏，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连最老实保守的温州普通百姓都参与其中，终于酿成了“金融灾难”。

    在金融灾难顶峰的时候，苍南几十个讨债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无数人倾家荡产。

何以引致十年消沉

    1986年11月，股份制的城市信用合作组织——东风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政府的默许下相继成立，这是全国首创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被誉为全国首批股份制“民间银行”。

    “两会一社”，则将温州的民间金融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温州由此出现了民营股份制银行，包括51家城市信用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和188家左右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平均每个乡镇级区域至少一家机构。

    “两社一会”在经营管理上，由于实质上私人所有，股权集中和规模微小，经营管理权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内部缺少层级审批和相互制衡的内控约束：信贷管理不严，关联贷款较多等。

    如永嘉光明社经理冒名贷款231笔3381万元，占到其总贷款的48%，乐清兴业社的经理冒名贷款3643万元占到其贷款总额的92%。

    另据人民银行2000年4月对34家农金社统计，在全部的8.4亿元贷款中，股东贷款占据2亿多元，占比24%。

    1995年可以说是温州两社一会发展的转折之年。该年末这些机构在全市存贷款市场的份额达20%。但也是这年12月，发生了泰顺金鑫城市信用社挤兑事件，这甚至成为新中国第一起银行机构倒闭事件。

    事后调查发现，金鑫社账面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44%，10个股东贷款高达720多万元，占贷款总额的54%。清盘时，严重资不抵债。

    金融监管当局在1990-2001年间对两社一会采取了分步骤的市场退出政策。温州两社一会的这一次清理整顿和市场退出显得更加彻底。从此以后，温州的民间金融陷入了长达10年的消沉期。

小额贷款新契机

    民间金融的管制与反管制是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历史中一个重要看点。在这一点上，温州和台州的民间金融机构的归宿形成鲜明对照。

    与温州一样，台州城市信用社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但台州很快遇到了和温州一样的问题，部分民营金融机构的风险逐步暴露。

    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一揽子解决城信社问题。路桥银座城市信用社于2002年改建为台州市商业银行，截至2007年末,全行总资产达183.4亿元，资本充足率9.4%，不良贷款率0.53%。泰隆信用社也于2006年经银监会批准，改建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有学者指出，台州这种做法，是主动把自身的信用嫁接给有实力的民间金融。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通过对温台民间金融长期观察后认为，在民间金融的整合上，有管制传统的台州比信奉无为的温州更有作为。

    台州案例说明，体制外的民间金融如能被顺利地纳入体制内，将是浙江本土金融机构壮大的又一条捷径。但这无疑更须仰仗政府的积极“推动”。

    2008年10月小额贷款公司在温州启动。与此同时，这种金融服务的缺位在更深层次上直接导致了温州产业升级受阻，温州资本外流严重。

    据温州市人民银行估计，“十五”期间温州的投资性资金外流至少100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长期研究民间金融的陈明衡认为，活跃的传统民间借贷市场，使得金融供求矛盾不像外地那么突出，体制外突破的压力不像外地那么大，因此在国家金融管制的体制下，温州民营金融反而没有发展起来。

    “在传统工业利润日趋微薄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的资质刚好成为奥康、正泰等本地大型民企进军金融行业的敲门砖，以便将来过渡到存贷兼备的村镇银行。”温州市委党校长期研究民间金融的诸葛隽教授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