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同仁并各界朋友:
我是湖北省《长江商报》社深度新闻部记者姚海鹰，工作证磁卡编号为：0140、国家新闻出版署记者证统一编号为：B42005301000071。
日前，我因发表一篇新闻报道，受到报道对象——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的“非法传唤”和“人身威胁”。从9月初至今，一直步步紧逼。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互联网渠道,向社会公开求助。
该检察院在传唤记者的“询问通知书”中，明确写道：兹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调查》的报道。而该通知书的文件编号上，竟赫然写着“纪、贪”字样。两者表明，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是将一篇新闻报道作为了立案调查记者的依据，并将记者视为“纪检、贪污”犯罪嫌疑人员进行传唤。
而当《长江商报》出面与江岸区检察院进行沟通时，该院检察长责问报社领导：“我们在所有部门都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在你们《长江商报》就行不通？”他进而威胁说“如果你们继续不配合，不让记者接受调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在举国欢庆60周年华诞之际，上述粗暴行径令人震惊和遗憾。
就在10月9日，国家领导人曾在世界媒体峰会上指出，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和支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而江岸区检察院作为执法部门，作为舆论监督的被报道对象，却对履行公职行为的记者进行非法传唤，肆无忌惮。这种公然干预新闻报道的行为，到底是打击报复？还是想蓄意诬蔑？
现特将该事件的经过详述如下，望上级部门能重视和调查，依法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彰显执法部门的公正形象。
一、“触雷”新闻的采编经过。
8月初，我通过一位北京律师朋友得到新闻线索，大致内容为：武汉中冶南方公司和天津环渤海公司，因员工之间的“工程图纸设计技术”往来，11名高工受到检方“侵犯商业秘密罪”指控，该事件中，因涉及暗箱操作和“商业秘密”的认定争议，引起业内和湖北省及北京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我个人判断，这是一起罕见而典型的因高级知识分子（员工）跳槽而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事件，具备深度新闻报道价值。
随后，我向报社主管领导王震华编委汇报该选题后，他同意我立刻进行采访。
8月中旬，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后，我将成稿提交给王震华编委，并将有关图片提交给深度新闻编辑刘丹。
9月3日，编辑刘丹联系我交流此稿件，进入编辑程序。
9月4日（周五），在报社创刊3周年纪念特刊中，该报道在当天的A18版“长江调查”中，以深度报道形式重点刊发，标题是：《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的调查》，为保护记者，编辑按惯例将记者署名为“沈笃”，即“深度”的谐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一篇“舆论监督”新闻，见报稿件对江岸区检察院等办案机构，在办案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了客观反映，并对涉案内容“到底是公知技术，还是商业秘密？”的争议，提出了理性质疑。
9月16日上午，江岸区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当日中午，报社王震华编委同意我再做一个追踪报道。
9月17日，长江商报A06版刊发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工程师被罚80万》的追踪报道，如实报道了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
特别说明，在该事件的所有新闻报道中，本报独家首发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的调查》，是唯一提出理性质疑的媒体。对此篇报道，上级宣传主管部门从未有过禁令，或要求报社撤稿。迄今为止，该报道仍保留在《长江商报》电子版“深度报道”栏内。
二、“非法传呼”记者的经过。
报道刊发当天是9月4日，周五。双休之后，自9月7日始，记者陆续接到要求到检察院接受调查的电话。
9月7日，一位张姓男士自称武汉公检法系统人员，留下办公电话，要记者和他联系。
9月8日，江岸区检察院何海伟致电报社热线部陈婉静，要其转告记者到该院接受调查。何海伟是该院起诉科检察官，正是将该案提起公诉的主要办案人员之一。
9月11日，江岸区检察院的潘春生和张玮两位检察官来到报社总编室，要求报社通知记者去该院接受调查。潘当时在电话中向记者询问了“是谁向你提供的采访资料？”、“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等问题，并要求记者和提供采访线索的北京律师杨桂明，一起到检察院接受调查等等。潘和张是江岸区检察院“检务督察室”负责人，潘为主任，张为副主任。据了解，“检务督察室”的主要职责，是督察本院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违纪办案行为。
9月15日上午，张玮致电记者，要求到检察院接受调查。记者当时正在出差，表示回武汉后即联系。
9月15日下午，张玮和潘春生两人再次来到报社，将一份标明“武岸检（纪贪）询（2009）100号”的询问通知书（见附件照片），要报社总编室转交给记者。该通知书的缘由是因“一桩‘侵犯商业秘密罪’事件调查的报道”，要求记者9月18日到“本院办案区”接受调查。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18日中的“8”，其笔迹是由“5”改过来的，就是说，江岸区检察院原本计划15日当天，直接将记者从报社中带走，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才临时更改时间。
随后，在9月16日、17日、18日、21日，连续一周的时间中，江岸区检察院检务督察室副主任张玮，多次通过短信和电话方式威胁记者，诸如：
“我们既然向你下发了通知书，就表明了我们的决心，还体现了法律的威严性。”
“你不要把问题想的太简单，请你老老实实到检察院来接受调查。”
“你报道了这个事情很严重，我们不想找你，这是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要我们找到你。”
“你是回避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等等。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9月初，当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看到上述报道后，怒不可遏，从楼上冲下来，将报纸摔到有关检察官的桌上，说：“怎么会让这篇报道出来，是谁提供线索给记者的？给我好好查！”
于是，才有了相关部门的检察官，在长达一个月内，对记者穷追不舍。
三、面对报社交涉：威胁“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在最初的沟通中，报社总编室向江岸区检察院诚恳表达了“记者是职务行为，如果就采访内容沟通应该在报社”的态度。但对方认为报社是在袒护记者，遂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向报社施压。
9月21日，江岸区检察院通过相关渠道，找到报社主管部门湖北长江传媒出版集团，称报社不配合正常司法调查，集团领导责令报社妥善处理该事件，报社法人、社长赵亚平先生对此非常重视，要求报社迅速与江岸检察院正面交涉。
9月22日上午，报社总编室主任雷理国和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通电话，张在电话中显得十分恼火，不愿多谈。
9月22日下午，报社派章潮副社长、值班编委王震华和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三位领导，亲赴江岸区检察院面见检察长，想了解“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真正原因。不料，面对报社的诚恳来访，张检察长仍未谈出任何具体原因，而且语气强硬。在交流的过程中，张检察长责问报社领导：“我们在所有部门都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在你们长江商报就行不通？”他进而威胁说“如果你们继续不配合，不把记者交出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9月22日下午至晚间，记者向报社详细讲述了事件经过和受威胁过程。
9月23日上午，记者再次书面向报社呈交了遭遇非法传唤的“情况说明”。
9月24日，报社高层确定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为联系人，专职联络江岸区检察院检务督查室潘春生主任。报社同时确定总编辑杨问富，专职对接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
9月25日，江岸区检察院再次提出，可让报社派人陪记者一起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调查，报社拒绝。
9月27日，《长江商报》社向江岸区检察院发出正式公函，并派专人送达，主要表明两点意见：一、记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报社不能违背记者的意愿，强迫记者到检察院接受调查；二、请对方出示“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确凿证据和理由。
面对报社送达的公函，该院检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当面看完后，遂上楼向检察长请示，随后，潘主任口头向报社转述了其两点意见，：一、要报社继续配合安排记者接受调查；二、目前暂时没有证据，要找到记者调查后才清楚。
10月12日，国庆长假后的第四天，江岸区检察院潘春生主任再次致电报社总编室领导，向报社继续施压，并在发给报社领导的短信中，连用三个感叹号。
面对江岸区检察院的一系列行为，《长江商报》高层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体现了一个媒体应有的操守。
赵亚平社长责令报社领导积极与江岸区检察院对接，但他同时表示：记者的新闻报道是职务行为，报社应该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不能随便让记者去接受调查，有什么情况应由组织出面。在发给记者的短信中，他说：“作为社长，我有义务对自己的记者进行保护。”他在和记者家人的通话中说：“请你们放心，报社作为一级组织，会和对方进行沟通，确保记者的人身安全。”
报社总编辑杨问富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报道本身，相关部门无权、无理由传唤记者接受调查。既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坚持要传唤记者，就应该说明理由，并拿出记者违纪违规的具体证据来。令人奇怪的是，报社派了三位领导前去沟通，对方也没有任何具体说法。杨总编代表报社向对方表明了三点态度，一、报社应该积极配合检察院的调查工作；二、报社也应该保护自己记者的合法权益；三、报社不能强制和强迫记者接受调查。
值班编委王震华表示：对这个非常事件，应由报社作为组织出面与对方沟通，不能让记者一个人去面对，要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
四、非法传唤：威胁记者干预正常新闻报道。
为何认定江岸区检察院的做法，是非法传唤？简述理由如下，众所周知。
1、作为持有新闻出版署所发记者证的记者，采写该新闻报道，履行的是法定职务行为。该报道的刊发，经过了编辑、主编、分管领导和值班总编共同审核签发的严格程序，它不是记者的个人行为。因此，江岸区检察院不应当以该篇报道为由，对记者个人进行“传唤”。
2、江岸区检察院是该篇新闻报道中涉及到的办案方之一，是与该篇报道存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因此，从公正和回避原则来看，除了可以就相关新闻事实与记者和报社进行平等沟通外，无权强行“传唤”记者个人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调查。
3、江岸区检察院履行“非法传唤”记者的人员，是该院检务督察室两名负责人，而实际上，检务督察室的职责是，对具体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督办，或对本院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督察。因此，该部属于检察院内部的“律己”部门，无权对记者进行“传唤”。
4、《长江商报》所在办公区域为武汉市洪山区，记者户籍在武汉市武昌区，而江岸区检察院地属武汉市江岸区。从案件属地管辖原则来看，江岸区检察院无权“传唤”记者。
5、在传唤记者的“询问通知书”中，其明确写道：兹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调查的报道。而该通知书的文件编号上，竟赫然写着“纪、贪”字样。两者表明，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是将该篇新闻报道，作为了立案传唤记者的依据，并将记者视为“纪检、贪污”犯罪嫌疑人员进行传唤。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是特权部门粗暴的执法行为。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这样对待记者，是典型的打击报复。
6、其实，自江岸区检察院相关人员开始和我接触时，我始终就没有回避过，我向他们表明了基本态度，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回复与采访有关的内容。我甚至表明，也可以在报社与对方进行交流。但令人遗憾的是，江岸区检察院相关办案人员，自始至终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挥舞着国家赋予的“执法权”，对记者进行威胁逼迫。
7、根据我目前对该新闻报道所涉事件的了解，其中涉及诸多内幕。譬如，办案方之一的关键人物CH某，因日前发生的“武大校长书记受贿案”被辗转牵出，遭到纪委双规，已交代出很多违法事实。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当前，有关方面诚惶诚恐，噤若寒蝉。在这种紧要关头打击和恐吓记者，到底是何意图呢？
五、一个记者的立场和态度。
实话实说，我并无殉道者的情怀，和所有新闻同仁一样，我是一个极其普通和温和的人，有家有口，孩子年幼，双亲均年过七旬，肩负着各种责任。我最高的理想是，在这个有长江和汉水缓缓交汇流淌的城市，过一份简单安定的生活，从不曾想过要去和某个强势部门对抗。
但是，作为一名从业12年的职业记者，我多少还是具备由这个职业经年滋养而生的最基本的素养和气质。当不公和威胁，硬是要扑面而来无可回避时，我也只能选择面对，即便是螳臂当车，即便是以卵击石，也在所不惜。
我在给《长江商报》社长赵亚平先生的一封信中，这样表明我的态度：“如果这种威胁和打击确实需要我面对，我也只能以一名记者应该坚守的风骨和立场，舍身取义，死而后已。”
那刻，当写下以上这些话语时，我内心充满了无可抑制的悲凉，为自己，为记者群体，也为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
今夕何夕？江山如画，在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这种干预新闻打击记者的丑陋行径，竟然毫无顾忌地发生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而且，它的气焰是如此嚣张，如此明目张胆。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处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南方报业的程先生曾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
我人微言轻，但我想说，即使我的力量再渺弱，我也要以自己的坚韧，来维护一名记者最起码的职业尊严。这不是对抗，也不是格外的敏感和自尊，它只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非暴力不合作”抗争，更是一名职业调查记者必须坚持的立场。
最后，我还想向所有能看到这份“紧急呼吁”的人士，公开表达5点态度：
1、我在这次报道的整个采写过程中，严格恪守新闻报道纪律，清白干净，没有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2、我拒绝武汉江岸区检察院“非法传唤”的理由非常简单。人有人格，报有报格，记者的新闻报道权和媒体话语权，不能轻易遭受侵犯和践踏。面对非法传唤，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和记者，我完全可以拒绝，没有任何妥协和商量的余地！而且,对这种滥用公权的行为,身为职业记者,我决不可能去配合它.
3、我希望上级部门能组建一个不受地方干预的独立调查组，其成员应由最高检、律师、新闻记者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组成，对此次“非法传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记者在该新闻采访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面对公正透明的调查，我愿全力配合。
4、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必须收回非法传唤记者的“通知书”，并向《长江商报》社和当事记者公开道歉，消除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坦诚态度，和报社及记者正常沟通。
各位新闻同仁和朋友们,我决定站出来公开面对，绝非草率行事,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我从未料到，我会因为一篇正常新闻报道而遭到非法传唤。我更没能料到的是，当我遭遇“非法传唤”后，即便报社作为一级组织出面与之交涉，也不能奏效。在一退再退之后,已无路可退.因此，我只能将之置于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为防止遭受打击报复的“意外情况”发生，我已将自己的现况，悉数告之亲友、新闻界同仁、律师朋友及其它具有话语权能给予我帮助的组织和机构，他们会根据我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关注，这是一种无奈的“自卫”方式。
当发出这封公开信后，我将静坐家中，等候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对我“采取下一步措施”。无论等待我的是逮捕令，还是强制带离,我都会明确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违法办案;是侵犯媒体和记者的新闻报道权和公众知情权.
此致
敬礼
2009年10月13日
长江商报 姚海鹰
联系电话：13297969991 电邮：newsyh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