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国家信访局：

　　我们是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局定向委培的教师和拥有自考、函授专、本科学历的优秀教师，曾全部都通过了由浏阳市人民政府、浏阳市教育局和浏阳市人事局组织的全市代课教师的筛选考试后被择优录用。我们曾为浏阳市的“普九”攻坚立下了汗马功劳，奉献了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是浏阳市教育局在2002年以教师饱和为由，用“一刀切”的方式把我们全部辞退，毫无人性化地把我们推向社会不闻不问。现在，我们再次强烈要求恢复编制，重返工作岗位，补足以前劳动期间的报酬。

　　一九九二年，《九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市在全省率先执行该法。当时，我市紧缺初中教师，一九九四年，经市委、市教委、市政协、市人事局座谈协商，由市教委下达红头文件，委托长沙市水利水电师范学院培训物理师资50人，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培训英语师资50人，委托长沙电大浏阳党校培训汉语言专业师资50人，通过全省成人高考划线录取，招收的对象要求必须具有城镇户口的教师子女、配偶及在编的代课教师和部分干部子女，承诺毕业后回浏阳市充实初中教师队伍。文件深入人心，个个深信不疑，都认为这是就业的捷径，众多有志青年于是纷纷报名应考。我们96年毕业后，谁知教委自食其言，统统把我们推向代课教师行列，录用转正成了一纸空文。可笑可叹的是94届学员还没毕业，浏阳市教育局又于1995年、1996年两次下达红头文件，先后在长沙教育学院和湖南大学委培了200多名的语文、数学教师。大家毕业后，不但没有录用转正，反而全部充当了代课教师。浏阳市教育局既然无心解决94届学员的转正问题，却为何又连续委培两届学员？1994年，市教委领导欧远荣、王步楼、邓虔坤等和李科民市长分别来水利电力师范学院看望我们，并鼓励我们发愤学习，浏阳“普九”正需要我们。1996年10月，又是市政府、教委领导走入湖南大学鼓励学员努力学习，“只要努力学习就不用为工作发愁”。市政府还赠送匾额给湖南大学（见附件7）。为了接受委培的要求，我们花了三千多元买下了城镇户口，花掉父母节衣缩食为我们提供的委培费一万六千多元，毕业后，市教育局把我们一直定为代课教师，每月工资仅230-250元。可怜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协议上明文规定我们与全日制统招统分师范院校毕业生同等对待，但实际上待遇却还不及一个工友，造成不少人难婚，婚后受歧视，甚至心理失常（吴秀兰老师患上精神病，周照金老师因感情上一次又一次受挫，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而服毒自杀）。更为可悲的是：夫妻双方均系委培教师的，因买下了城镇户口，连田地都没有，他们城里没条件住，乡下没有田地与户籍。 连公民最基本的权益如妇检、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主权、孩子的接种疫苗等都没有。甚至有的老师代课二十多年，拿着微薄的工资上不能养老下不能养小，清贫半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默默地承受着，毫无怨言地 为浏阳的“普九”事业无私地奉献，为我市获得全国双基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市教育局毫无人性化地把我们全部辞退回家，我们怎么想得通？我们今后怎么生存？

　　为了促使市教育局兑现承诺，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一次又一次上访，连续不断向有关领导呈上报告，可他们总是敷衍了事，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1999年12月28日，我们上访到了省政府，省纪委一位同志当场拨通市政府电话询问此事，当时，市委副书记李中琪同志在电话里回复，承诺在次年三月份择优录用三百余人，可一直没有结果。我们一直等到2000年，并继续派代表去找教育局，但局领导公然要求我们拿出94年文件来作为凭据，这不明明是为难百姓吗？有史以来，上级文件都是发到某一级单位并放档案室保存，哪有发到百姓手中的，这不明摆着是蛮横欺压百姓吗？

　　市教育局的种种行为令我们忍无可忍，最后居然把浏阳代课教师这样纯属政府的人为失策问题归结于历史遗留问题，把自己与各院校签订的联合办学及委培协议以“算不得数”否认得干干净净。稍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这样反问政府：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应贴民心，顺民意，体民情，岂能把这么多有志青年的青春年华与终身幸福视同儿戏来葬送？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应取信于民，怎能自食其言，出尔反尔？怎能歪曲事实？

　　2000年，市教育局为了清退代课教师，从全市5000多名代课教师（其中包括94、95、96届委培生）中筛选出1580名具有合格学历的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参加教育政策法规与文化知识的考试，最后通过考试的仅剩下350人。我们这350人于情于法于理都应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但是浏阳市教育局发到我们手里的由教育局单方起草订立的合同上并没有明确工资待遇。当我们对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提出质疑并要求教育局出示有关工资待遇文件时，却遭到无理拒绝，“你们愿签就签，不签就立即走人”，我们迫于无奈，为了生存签下了这份不平等合同。2000年，市教育局向上级部门汇报时就已明确浏阳不存在代课教师，全部成为了公办教师（见附件一第二页第五行）。但我们通过择优考试上岗后，却被命名为“延聘代课教师”，工资仅为350元/月，仅相当于当时公办教师工资的三分之一。我们多次找教育局领导评理却一次次被威恐吓、压制。2002年，教育局以教师饱和为由，对我们这350人以“一刀切”的方式全部予以辞退。被辞退后我们三番五次找市政府及教育局理论并要求解决工作，教育局不但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反而还威胁、恐吓、压制我们。此后，教育局每年有计划地招聘教师，2001-2007年仅农村就招聘了七百多名（附件二），但我们这350人连考试资格都没有，反而说我们委培生与五大生的学历不行。教育局自己定向委培师资，居然自己不承认自己所委培的师资的学历！由教育局自己定向委培出来的师资，过了“普九”高峰期后就成为“不合格”的老师！公理何在？如果市教育局委培，仅仅只是为了缓解“普九”高峰期的矛盾，那教育局应明确地告知我们，不应在94年至96年的三届委培协议中还特别明确毕业后享受统招统分的师范类大专生同等待遇（见附件三），这不明摆着是一场骗局吗？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市教育局把我们这350人全部辞退的同时，竟让一批人通过非正当途径冠冕堂皇地混进教师队伍。他们有的只是职高或成人中专学历，却通过关系转正。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教育局瞒上欺下，暗箱操作，表面上是该老师从外地调进来的，其实是一直在浏阳打工或代课。为了掩盖真相，教育局的有关领导刻意为他们做好了假档案，例如：上届教育局书记朱玉喜的姨外甥兰水根（某商业学校中专毕业），教育局职工唐华国的妻子暨蟠桃（初中文化，企业服装员工），上届教育局局长肖长礼的亲属肖双，还有毕业于贺龙体校的易强（花八万元送礼给市某主要领导就转正了），此类事件举不胜举（非正当途径转正名单见附件八）。难道他们就是高素质的人才吗？可见浏阳市一些领导钱权交易到了何等程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教育局从94年至96年每年从每位贫穷的委培生的自费委培费中提成一百五十元，把他们的论文审批费提高到500元/人（见附件五第四页）。可见，浏阳的某些领导干部不是在为人民办实事，而是借“委培”名义从百姓身上搜刮民脂民膏。

　　1994年，市政府教育局送我们去委培，1995年1996年却花了3000-5000元从外地引进五百多大中专生（见附件六）。当然，招贤纳才，国家政策允许，但事实上引进的不少人并不比我们强，不少是非师范类的自费生，甚至是不对口的中专生，如当时分配在乌龙中学的段小花（服装专业中专生）邓念华（成考自费财会专业）因教学能力不行，一年后便退回教委。又如从外地引进的分到北盛中学的黄瑛，不能胜任教学后又转回了原籍。市教育局一方面从外地大量引进教师，一方面把自己亲手送去委培的教师作为“替补”人员，“普九”时捡起来，“普九”完成后又扔掉。这是教育局工作失误，还是玩忽职守？是领导为了图政绩，还是权钱交易？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浏阳此举措在全省作先进经验推广，零陵地区石门县学我浏阳方法，于次年也送教师子女去委培，他们毕业后全部被录用转正，而我们浏阳委培出来的优秀的合格师资只能是充当代课教师，成为政府“普九”的牺牲品。根据国家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及国务院有关领导的发言精神，我们通过层层筛选的350人（现仅剩一百多人）应取得正式教师资格，而浏阳市没有正当录用过一名代课教师，而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部予以辞退。在浏阳教育部门工作的不少领导和教师对舍弃我们盲目引进外地教师这一做法均感到愤愤不平，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多年来积压在我们心上的冤情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2008年8月4日，我们向市政府、市教育局及市信访局递交了我们的报告，有关领导不但没有诚意为我们解决问题，还威胁、恐吓、压制我们，并且滥用警力把我们连拖带打赶出市政府大厅，最后，市教育局答复我们说月底给予回复。然而，8月29日，我们得到的是敷衍的答复（见附件七），为了阻止我们再次上访，当天下午，市政府马上召集我们的家属开会。市政府领导与教育局领导在会上严辞厉色地再三表明：“如果谁再去上访，马上撤其家属的职，下其家属的岗……”9月8日，我们向市政府递交了申请复查的报告（见附八），但却没有得到答复。

　　近几个月，我们多次去了浏阳市教育局、浏阳市政府上访，不是被敷衍，就是置之不理。到长沙市政府和省委上访，却被“打回” 要求浏阳市政府解决，浏阳市政府却以压制恐吓的手段来对付我们，以致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此，我们不得不来北京上访，恳求教育部和国家信访局为我们主持公道。

　　(欢迎新闻媒体在尊重本报告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报道或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