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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这组照片的许成祥表示疑惑：“挟尸要价”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4点50分，而4点51分尸体就运到岸边，“短短一分钟，王守海怎么可能是在挟尸要价呢？”

认为“挟尸”一说乃乌有的李玉泉在其博客还举证了这样一个时间逻辑，“更为重要的是，《<挟尸要价>照片作者公布全套作品否认作假》一文公布的最后一张照片，是‘2009年10月24日17：37，岸上的陈波收到校方筹集的钱款’。也就是说，‘要价’的人，是在交还了打捞上来的遇难学生遗体40多分钟之后，才收到的钱。如果真的是‘挟尸要价’，能这般本末倒置吗？”

他到底说了什么？

也是在那一刻，王守海挥动手臂，被张轶相机定格的一瞬或前后，他到底说了什么。这也成了让当事人、媒体、外界公众抓狂纠结的话题。

8月18日，流着泪的张轶站在青岛颁奖典礼的现场，背景屏幕为巨幅“挟尸要价”照片。此时，照片文字说明已改为：“……说好的三万六，钱到位 了 再 往 上 拉 … … 我 只 听 老 板的……”王守海站在船头，一只手牵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在水中，系着一具英雄的遗体。

这次的图说所传递的信息，直接引语部分———“……说好的三万六，钱到位了再往上拉……我只听老板的……”这应是王守海站在船头所讲过的话。

8月24日在与南都记者面对面时，张轶再次肯定地说：“我确定地说，他说了，钱还没到，我听老板的。我确定和确信他说了，因为他距离我并不远。他还说烟都不给一根抽，还捞什么？现在的关键是我没有证据。因为我没有录音。”

张轶还说：“我能够保证。虽然不至于用人头保证。但是可以用我的人格保证，我没有去刻意造假。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完全解不开的谜呢？我也很纳闷，不是我一个人在现场，那天很多媒体记者，也有很多摄像的。”

和张轶同在岸边的文字记者黄海，对是否听到王守海在船上说什么的问题，给出的回答是：“船上人如果说话的话，我这边听不到。当时船离岸边(的距离)，就照片(显示的)那么远吧。”

冬泳队员向家斌整个下午都在岸边，他很肯定地说：“当时王守海离岸边应该是有15米，他要说什么话，岸边不可能听到。”

江汉商报社会新闻部主任杨大明后来也赶至现场，他也没有听到王守海在船上说什么。“当时我离了很远，现场很嘈杂，王说话除非很大声，否则很难听清。(现在要)追究王守海有没有说，说了什么，(可以说)谁都不清楚。”

8月25日，王守海本人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我没说什么话，就是指挥。(船头离岸)有三四米远。我那个手势，(当时)我就是指挥我后面开船的，我指着岸，叫朝着拢过去，对，就是朝岸边靠拢。后来有人说我是要钱，我都不懂(关于钱的事)，哪里可能是谈价？”

圣德义在后面开船。他告诉南都记者，他当时离王守海约五六米远，“他讲什么，当时我在后面，听不清。他是在指挥我，他要我往哪边去，我就往哪边去。他指挥我靠岸，但说么事我在后面听不清。”

渔船上共三人。王文柱就站在王守海的身后，一臂之隔。然而连续几天，公安县埠河镇三八村，王文柱家的大门一直紧锁，村民告诉记者，王文柱的渔船被武汉一家公司借调到宜昌，他也随船搞测量去了，一月后才能回家，电话也联系不上。

另一艘打捞船上的渔民，也是三八村的王文权和冯炳昌。记者分别找到两人的家，但冯炳昌打鱼去了，住在江上，要到11月份才能回家。而王文权则回避了采访。

2010年8月23日，在质疑声中，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评委会赴荆州调查组发布了他们的实地调查结果。认定王守海客观上是挟尸要价的“参与和执行者”，照片的新闻是真实的，不存在造假。尽管照片中王守海手势存在争议，但“不再对此细节深究”。

对有争议的王守海手势的意思及所讲内容，调查组走访后获得三种解释：1.当事人王守海称：手势是向其身后同船的船工做出的，是指挥让船往前靠；2.被访校方师生称：听到王守海在打这个手势时说：往后，闪开！是让岸边的人退后，让船靠岸；3.现场游泳爱好者称，那个手势就是“钱没到位，尸体不能捞上来。”这个说法与张轶的一致。

经南都记者了解，调查组走访接触到的这名“现场游泳爱好者”，为宝塔湾冬泳队队员曾宪华。但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他却呈现了另一种说辞。他说，在打捞第二具尸体的时候他“刚好去洗澡了”，因此没有见证“挟尸要价”照片拍摄的那一瞬间。但是他回忆说，在洗澡完之后出来时，他看到船只“在靠岸前僵持了很久”，他向身边的人打听是怎么回事，“身边的人告诉我是钱没有到位”，“说是财务处的保险柜里只有两万多，不够支付，所以为了钱的事情在僵持”。8月27日南都记者再次到宝塔湾冬泳队找曾宪华时，冬泳队员告知“他到北京去了”。

对“挟尸要价”照片展开调查的，还有张轶如今供职的单位《潇湘晨报》。在照片引起争议后，《潇湘晨报》曾派员赴荆州调查，据说已有结论，但未公开。8月28日南都记者联系到该报调查人员，但对方表示不方便对外透露。“在这个事件中，张轶和王守海其实都是受害者，公众舆论包括我们媒体在内，都应进行反思。”他说。

这位接触过王守海的调查人员说，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见面后知道，其实王守海是非常善良的一个老人。张轶也是很年轻，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也很不错。他们都是做他们应做的事，但因为媒体，两个人都被推上风口浪尖。

“真相抵达不了，只能靠近。”这位调查人员说。

8月30日，在长江大学，一位关注此事的院级领导认为王守海和张轶都遭到了“绑架”，而“绑架者”不仅是媒体，还包括利益纠葛的某些部门。“不能正视和面对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利益纠葛的时候，于是谎言和偏执就出现了。”

“作为一张至少是存疑的照片，王守海却可能要被永远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他说，“许多年后，这张获奖照片还会被人翻出，遭人唾弃，而如果错了，那个老人并没有说那样的话，没有做那样的事，换作是你你愿意吗？谁又考虑过一个可能是无辜的，弱势的，不会替自己辩解的老人的利益呢？”

编后语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

当我们一遍遍核查“挟尸要价”相关细节时，经常会遇到同行这样的质问。

是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查？长江大学学生罹难近一年，“挟尸要价”产生了最大利益方：记者的照片获奖不断，近期更获得了“金镜头”年度大奖；也有最大利益受损方：照片中的渔民，千夫所指落了骂名；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各执一词，互为指责，真相尚不明确。

对于一起上升到道德层面的公共事件，照片拍摄者从“挟尸要价”中获得的利益，为使他人亦受公平对待，应经受公众的质疑。

我们同时认为，对细节的忽视将导致事实的模糊、失真。重拾细节，尽可能地逼近真相，是我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