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已经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

曹景行：我们刚刚讲到农民工或者是外来务工者，但是像在上海和北京这些地方，还有很多不是农民工。之前还有一个说法叫“盲流”，其实就是后来的农民工。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和网友的对话当中我感觉到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现在的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主体就是农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化。

我们说老的产业工人，中国产业工人经过改革开放，下岗也好，退休也好，基本上那一代已经退出了。新形成的一代，现在看来就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了。产业工人是我们世界工厂的主力，是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现在居然是属于下等公民，这种情况新望先生您看一下，它的不合理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新 望：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户口问题就是城市化当中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企业发展之后，一部分农村城市化、城镇化，这就要就地的把当地的人口市民化，这叫就地的城市化；还有一个是异地的城市化，就是通过人口的流动，从此地到彼地的变成一个市民。

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后，必然就要提出一个城市化的问题。这些年我们城市化事实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从现在城市经济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的城市化过程当中有一个户籍的问题，就是人可以到这儿，在一个城市里边的产业工人过着城市里边的生活，给这个城市做贡献，但是你没有合法身份，这就导致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化和原来僵化的户籍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之间的矛盾。。

虽然户籍体制是最近这20年才强化的，但是它管理的那套思路完全是计划经济年代的，远远跟不上快速城市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尤其是面对目前近两亿的农民工所造成的严峻形势。

还有在都市化的过程当中，像到大都市来的，如上海、北京，有相当部分都不是农民工，而是精英阶层，但他们的户籍身份也解决不了，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人子女上学问题，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社会保障，不能和他生活工作的这个地方一体化等等问题，造成了他们乐业而不能安居。或者说定居了以后没有合法身份，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我觉得到今天这个时刻，尤其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你和谐，没有一个平等的民权，我们两会期间除了民生问题还有一个民权的问题。户籍问题就是一个民权问题。如果没有以平等观念为出发点做出解决方案，和谐社会可能是一句空话。

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多 户籍制度是最大的原因

曹景行：从我们现在户籍的区分当中，实际上不同的户籍背后是不同的利益，或者说含金量。这个区分越来越大，就如刚刚说到的读书问题，教育问题。

陆学艺：我们算过大概有14、15个不同。上学不同，买房子不同，参军不同，就业不同，教育不同，医疗不同，养老不同。有十几种区别。现在我们实行城乡分制，一国两制，有城市户口特别是本地城市户口的人是一种准则，对外地的农民户口包括外地的城市户口是另一种准则。实际上在一个单位里面有两种制度。一个社会里面，像社科院、一个大学里面分等，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社会怎么能安定呢？为什么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多，户籍制度是最大的原因。

曹景行：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中央政策在逐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上跟网友谈，“还要解决农民工的廉租房问题”，这话我觉得出自他口份量就重了。农民工的住宅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刚才说到这么多农民工的利益，在北京上海，大家最关切的是不是还是孩子的教育？

新 望：一个是廉租房，廉租房都是附着在户口后面的一些福利。这只是其一，更多的问题是子女上学的问题。

陆学艺：看病的问题。

曹景行：住宅你可以租，但是读书，以前连打工子弟小学都没有。因为城市的逻辑就是说：我这个地方的义务教育经费是按照我这里的人口比例而设，你湖南湖北的，不能到我北京来。到后来有一个推进，就是成立所谓打工子弟学校。但是过了义务教育阶段，就产生一个问题，择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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