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运用法律手段严惩贪官污吏，采用经济手段反腐惩腐应是十分有效的。眼下，贪官在法律面前为何如此放肆，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大讨其巧，事实存在着“毁了我一人，幸福几代人”。

     最近，美国对制药巨头辉瑞公司故意夸大药品作用、邀请医生打高尔夫、按摩、度假等不当手段推销了13种药物，课以23亿美元罚没，否则，司法部就不撤销对它的指控，这成为美国历史上医疗诈骗案中最高的罚款。（9月5日中国广播网）

     在这同时，对辉瑞事件6名检举人，分别是5个辉瑞员工、宾夕法尼亚一名医生，他们通过费城一家法律事务所向美国官方检举了辉瑞。这6个人敢于挑战全球最大的医药企业，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允许检举人分享罚金，这6 个人能够平分辉瑞23亿罚款中的1.2亿美元，也就是一人可以分享2000万美元的罚金。

     相比之下，我们每逢检举并查实数亿元的经济大案，罚如“痒痒挠”，奖如“毛毛雨”。对贪官的个人不明财产，也是判以轻刑。事实上，侦查的不明财产数额已大大缩水，加上罚没又手下留情，贪官注定在法律、经济面前都没有得到严惩，本人受不到教育，旁人得不到震撼。它反而给官员不良暗示：为官者，放手贪吧，不会让你吃亏的！

     而冒着生命危险的检举者，经济上得不到重奖，政治上常常难免被打击报复。丢失饭碗、失去自由者有之，失去生命者虽少但也有之。它同样给公众的不良暗示：谁让你与官作对，老实点吧，否则，就没有好果子吃！

     有时评人从个案中提出我国存在“重刑主义”。其实，这只是个案中的重刑倾向，谈不上形成了司法意义上的“重刑主义”。司法实践中的主要矛盾是对贪官“轻判轻罚”，对检举人反到“轻奖重惩”。除了经济上轻奖，还施行实名举报，等于让检举人暴露在隐藏着的内鬼“阻击手”面前。我们强调的奖罚两条线，只有形式上的意义。美国从重罚中重奖检举人，让人一看就知道政府无论经济上、政治上都是合算的。

     没有重罚的重奖，重奖没有经济来源；没有重奖的重罚，重罚就可能出现偏离。在惩治贪官污吏中，政府要算经济帐，更要算政治帐。如果，总是在经济罚没上手下留情，而在奖励检举人上斤斤计较，就达不到对贪污腐败行为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的目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何时我国给贪官污吏罚得倾家荡产，给检举人奖得世人眼红，也许，反腐惩腐中的经济手段才能成为法律手段最有效的补充。

                                         （孙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