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道德绑架”破坏道德氛围
赵志疆
公共交通工具上，让座之事司空见惯，相比之下，“要座”则显得多少有些另类。1月17日，武汉地铁就上演了一幕“要座”的闹剧——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一上车就拍醒一个熟睡的女孩，大声嚷嚷：“快起来，我要坐。”女孩一头雾水：“你干嘛？”老人又嚷：“起来，我要坐。”女孩生气了：“你要座位不能好好说话吗？”“你爹妈没教你尊老爱幼吗？没教养！”老人也激动了。旁边一男生赶紧起身，招呼老人坐下。老人边坐还边骂这女孩没素质。有位乘客听不过去，小声地插了一句嘴：“您要注意自己的素质。”
年轻不代表强壮，年老者也未必力衰，身处公交车上，谁更需要一个座位，显然不仅仅是个年龄问题。现实情况是，乘车让座似乎早已超出了道德范畴，而成为年轻人必须付出的义务，不仅旁观者多有此判断，一些老人也理所当然地以此相逼。实际上，即使是稍显另类的“要座”，在武汉市也非首次发生，据报道显示，去年10月底武汉公交车上就发生了类似一幕，此次只是“动口”，而那次则是“动手”——一位睡得迷迷糊糊的女青年，被几位老婆婆生拉硬拽起来腾出了座位。
需要指出的是，公交、地铁与乘客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契约关系，乘客持票上车，公交地铁则履行合同运送乘客，至于是否享受座位，原本就不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内。除了老弱病残孕专座之外，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乘客必须给别人让座，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老人一定要享受座位。乘车让座原本就是一种自发性行为，其依托的是道德氛围，需要的是让座者的主动参与，这样一种纯粹的道德行为，如何能强制得来？“道德绑架”本身就是对道德氛围的一种破坏，这也是不少地区推出强制让座的规定，却大多无疾而终的根源所在。
当一个人固执地将本属于道德范畴的内容视为己所应得，甚至为此付诸言语与行动暴力，可以断言的是，其追求的不只是一张看得见的座位，更是一种看不见的“待遇”。这种骨子里对“待遇”的极度渴求，将人性的自私暴露得一览无遗，全然不曾顾及别人的感受。身处“道德绑架”的现实困境，公交车内的强弱之分变得十分模糊——虽然名为弱势人群，实施“道德绑架”者往往呈现出异常强大的一面。基于此，拥有座位往往意味着背负着额外压力，此举的负面意义显而易见，既然已经额外支付了道义上的成本，难免有人更加执着于坚守自己的座位，当道德氛围被绑架行为损耗殆尽，必然意味着更多真正需要座位的老年人感觉受伤。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公交车上的座位并非亟需，否则的话，人们完全可以选择更加舒适的出行方式。一些人之所以执拗于此，关键还在于多得多占的思维使之然——虽然早就走出了物资匮乏的年代，不少人内心深处仍对此怀有深深的焦虑，无论是否真的需要，极尽所能据为己有才能舒缓内心压力。这样的思维，在屡见不鲜的抢购风中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掏钱购买的物资尚且如此，遑论无需额外付钱的一个座位？尽管只是短暂的拥有，也足以使不少人品味到胜利者的滋味。不得不提到的是，在类似的争抢闹剧中，上些年纪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主力军，物资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在于他们身上打着太过浓重的历史烙印。
“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观点近来屡屡被人提及。虽然有些过于绝对，但却不乏道理。在一些为老不尊者身上，人们看到的不是阅尽人间沧桑的豁达与仁厚，而是公共意识的虚无以及对丛林式价值观的追捧——有人不觉得广场舞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困扰，有人不觉得让座是一种关爱而非义务，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诬陷他人，从激发人性之恶的混沌年代走出，成长时期基本公共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谋求利己。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前提是为老者先要自尊。无须太过计较那些“老去的坏人”，成长的烙印使他们注定难以摆脱自身局限，不过，我们完全可以从自身做起约束言行，待到我们垂垂老矣，起码不至于使自己看起来面目可憎。
(作者系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