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被视为正义的“看门人”，建设一支专业化的法官队伍，是法治发展的必然选择。日前，《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方案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职系，法官待遇和等级挂钩、不与行政级别挂钩，并将实行严格的法官员额制度和独立的法官薪酬体系。

       这意味着在中国呼吁多年的法官职业化改革正式启动，打响了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头炮”，在全国尚属首次。从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层面看，这一地方性探索无疑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因为其指向的不是某一法院的个性问题，而是普遍意义上法院内部管理体制的弊病。改革的目标不是简单为法官释放红利，而是从司法管理体制上去行政化，形成一个符合司法规律、实现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二元化的管理体制。

       长久以来，我国的法官职业不仅进入门槛较低，而且其编制也可以随便拿来挪作他用。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期内矛盾纠纷的增多，法官所面临的办案压力越来越大，相反其待遇和晋升空间日益逼仄。由于缺乏体面的薪金和实现职业理想的空间，一些优秀的法官不得不选择辞职，或是挤进那道窄窄的“官路”。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司法的行政化趋势，使得真正办案的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审案受到限制。

       法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导致司法的外部输出结果不公。尤其是大量处在行政管理者地位的人员，本身并不审理案件，却能够左右审判者的意志，令原本不堪重负的一线办案法官“雪上加霜”。何况，在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当中，还存在审委会判而不审、案件请示汇报、院长庭长干预审判等诸多行政化机制，这些都对法官的判断意志有所干扰。

       司法行政化的弊病早已凸显无遗，但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却一直止步不前，原因就在于触及到法院内部人员的利益。深圳的改革方案规定，法官可根据任职年限、资历和工作业绩等晋升等级；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官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各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担任院长、庭长等领导职务的，其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障等依然按照法官等级确定，领导职务不作为其待遇的依据。这些其实都是基于司法规律的常识性制度安排，但这么多年来之所以难以落地，关键还是遭遇到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阻碍。

       职业化改革的重心是突出法官的尊崇地位，塑造法官的职业尊荣，重新将原本属于法官的权力、荣耀与责任交还给法官。如此，改革首先必须确定法官的身份界限，将那些不能办案的人员剔除出去，将那些业务精的优秀法官从“官道”上拽回来，在审判中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那么，以往既占据法官编制又不具体办案的人，就面临着利益分化的选择；那些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所谓的领导者，也必将失去约束法官的权力。这些人能否自甘放弃现有的利益，是否在改革中“偷梁换柱”，也值得警惕。

       改革没有回头箭。无论是对法官职业化改革而言，还是就整个司法体制去行政化来说，超脱种种现实利益的藩篱，按照司法应有的属性和运行规律设计司法的内部管理体制，乃是中国法治建设不可回避也无路可退的必然选择。虽然深圳的改革还不能承载起全面去行政化的重任，但我们仍希望它能开启一个法官职业化的“春天”。

       (作者系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