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任建宇和甘肃这位妈妈的遭遇在目前的中国并不是个案，在被劳教的人群中，它们有幸被媒体关注，实在是不幸之中的幸运者。任建宇被劳教是因为自己在网上发帖，这位来自甘肃的妈妈被劳教却仅仅是因为到北京去看望读研究生的儿子。其实，即使这位来自甘肃的妈妈就是要去北京上访，也不至于被劳动教养。因为从中国的信访制度设计来看，信访和群众来访就是要给群众提供讲理和出气的渠道。现在，在地方政府授意下，警方通过各种途径，把信访的渠道堵上了，劳动教养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个工具而已。

　　在中国地方官员的眼里，北京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古代社会，那是普通民众进京告御状的地方，进京意味着对地方官员的揭底，意味着对政府官员权力的不满和反抗。现在，这种状况并没有很彻底地改变。我们已经进入了人民共和国时代60多年，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但是，普通公民说话和进京仍然得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两项活动仍不是每个公民可以随便行使的自由。任建宇为自己说话的自由付出了代价，同样，这位未经许可随便进京的妈妈也正在为自己的自由付出代价。其实，几年前就在北京周围出现的黑监狱就已经告诉我们，擅自进京要风险自负。

　　因为处罚原则的随意性，国内对劳教制度很早以前就争议不断。因为劳教制度对警方来说，使用起来很顺手，他们就一直舍不得抛弃。这和早些年国内刑法中出现的“流氓罪”差不多，只要找不到合适的罪名，那就拿流氓罪来说事。现在，流氓罪被废除了，劳动教养的大脚又被地方政府和警方抱住不放。

　　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问题，从被无辜劳动教养的人员经历来看，即使没有劳动教养制度，其他的收拾“刁民”的制度还会被创造出来。劳动教养制度体现的是官员的“神圣”权力，是普通公民的权利无法保障的现实。只要国家还没有学会尊重民权，只要官员还把自己为所欲为的行政权力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普通公民权利的保障最终还将是一句空话。

　　任建宇的罪证是存放了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其实，我并不赞成“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那些被无辜劳教的人们即使丧失了自由，还应该好好地活着，只有他们好好地活着才能不断反抗恶法，并把官员的特权送去劳动教养;只有他们好好地活着，才能最终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并获得最后的自由，他们会成为善的使者。

　　任建宇已经被无罪释放了，那位被押回兰州劳动教养的妈妈却还在饱受牢狱之灾。无论是任建宇还是郭大军的妈妈，维权之路依然遥远。我们希望法律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果，至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说真话的时候不要再提心吊胆，母亲见儿子的道路，不要再充满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