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6日，在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大力山小学，城里学校捐赠的投影仪吸引了孩子极大兴趣。CFP供图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我为什么长大了就得上小学、中学、大学？我不知道。”

“怕我们长大是干苦力活的。我们得挣钱，挣很多很多的钱。”

“这是我妈和我爸的梦想，所以让我代替他们实现。”

……

在LIFE团队制作的“为生活重塑教育”的短片里，当5岁到8岁的孩子回答关于读书、梦想的问题时，脸上只是一丝勉强的微笑。他们对于这些“庞大”的问题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看到这些，国家图书馆学津堂里的观众有些沉默。

3月27日晚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出现在学津堂，围绕“教育如何传承乡土文化——教育与文化”的主题进行讨论。

三位学者在过去对于农村生活与教育都有密切的关注与实际的调研。如主持人王丽提到的“我们国家的历史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历史，因此，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关系着我们民族的未来”。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原来无拘无束的乡村教育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在改变的乡村教育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提到过，熟人社会是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一个小小的村庄，人与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村中一角那个小小的学校里也是如此。

曾写过《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而深入乡土文化研究的梁鸿，把她幼时就读的学校称为“一个熟人组成的大家庭”。

梁鸿回忆，在她就读的梁庄小学，很多民办教师都是堂叔、堂哥这样的人，他们担任着教师和家长的双重身份。孩子不好好学习、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们可以批评，也可以直接揍一顿，如同在家里对待自己的孩子。

梁鸿说，这些人的用心程度当然会大于公办教育里的老师。小学并不仅仅是学知识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家庭场景。“这种模式无疑会增加村庄内部的凝聚力。这种教育本身，不单单是教育，还是生活方式的塑造，同时也是一个村庄内部文化结构的一个重要内核。”

而现在的教育，梁鸿打个比方，学校如同一个“集中营”。“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孩子送进寄宿学校，学习一样的课程，接受同质化的教育，背负同样的期待。”

而教师对这些孩子也是“不够上心”。韩嘉玲在做关于留守儿童的调研时发现，很多老师并不知道哪些学生的父母外出打工。教师对这些留守儿童没有给到心理上的支持和情绪上的关心。

一位乡村教师曾给韩嘉玲讲了一个故事，班上有个学生总是特别晚到学校，这样的孩子被自动分类为“坏学生”，老师也讨厌他。但一次偶然，这位老师发现，学生的父母外出打工，爷爷奶奶生病在家，所以他每天要在上学以前把爷爷奶奶的早饭做好，才能去学校。

这位老师得知原因后，反思了自己。但韩嘉玲说，如果连学生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老师该如何因材施教？

她说，现代意义的学校，只有教育和被教育者，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家庭氛围。现代教育虽然带来了科学的学习理念，但同时因为应试教育的方式，把教育的真正活力和生命力全部都抹杀了，学生成了分数和考试的奴隶。

“中国社会结构纵向高低差很大，教育变成一个电梯，很功利地把人送到不同的楼层去。学校的意义就是看能不能把学生送上更高一层楼，否则就没有了办学的价值。”储朝晖对法治周末记者这样描述教育的“功利性”。

上个月，韩嘉玲在一所民办小学看到的场景让她感叹：“这是学校，还是监狱？”

她发现，民办寄宿小学里的学生基本都是留守儿童，学校有严格的规定：学生每天早上6时起床，早自习、吃饭、上课，时间具体到小时，甚至分钟计算。学生身上佩戴着出入证，只要走出校门，家长就会收到短信，被通知说，孩子已经出了校门。

在座谈现场，韩嘉玲还展示了一张照片，在云南一所学校的门口，写着“教育重地，闲人免进”。

“千万不要以为乡村的小孩就知道乡村，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孩子很早就被送到寄宿学校，即使放假也是呆在家里看电视。身边的村庄、河流、树木，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也是漠然的。”梁鸿直言道。

教育与乡村的距离

十几年前，韩嘉玲第一次到贵州的偏远地区考察。一堂数学课上，老师让学生对比飞机、火车、汽车的速度。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小学数学题，然而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却很难理解。

当时，韩嘉玲去的山区还没有通汽车和火车，更别说飞机了，但是，当地学校用的是城市化的标准课本。“学生连汽车都没有看过，他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题目？”韩嘉玲说，“很多地方存在着学校的课本跟生活脱节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是学校教什么，学生就得学什么，但是，学校、老师并没有真正关注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她说，“如果老师可以把汽车、飞机变成蝴蝶，变成当地的各种动物，学生可能更容易理解速度的概念是什么。”

梁漱溟曾经说过：“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其也是教育；教育本是很宽泛的东西。”

而具体到乡村里的教育，储朝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代的教育对乡村最大的伤害，是没有把乡村的村民当成一个主体，所以给他们灌输城市里现代化的概念，来要求村民学什么，不要学什么，强迫他们丢掉自己的文化和根基。”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做博士论文期间，韩嘉玲到贵州黔东南苗族的一个村寨调研。当地的女孩大都不上学，除了因为贫困和家里需要劳动力的原因，韩嘉玲发现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学校教育是无用的”。

在当地，女孩能干与否的标准是刺绣的水平和唱山歌的能力。这些在学校里却学不来。进入学校，会成为“无用的人”。“建在苗寨里的学校，却跟苗寨女孩的生活如此遥远。”韩嘉玲说。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和两位贵州学者曾经专门为贵州青少年编写过一本“量身定制”的语文读本，里面尽是贵州的风土人情、过去和未来。他们把地域文化的教育引进语文教育，提出的理念就是：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钱理群说：“现在的青少年有一种整体倾向：逃离乡土，对乡土有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上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是失根，会最终导致一代人民族文化的缺失。在这个层面上，乡土教育不仅是爱家乡的教育，也是人与土地的关系的强调。”

正如一位乡村教师说过，乡村教育的最大误区，在于我们没有想尽办法，引导孩子们热爱乡土。乡土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使学生获得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让学生在不断的参与和适应乡土生活中，真正地意识、肯定、认同、关怀、尊重和欣赏自己的乡土。

梁鸿也认为，认识家乡，了解故土的山川河流，这样的教育不仅是审美教育，也是认识自我的一个途径。“在目前这种千篇一律的功利化教育之下，现在的孩子们缺乏对自己、对家乡的内在尊严和骄傲。”她说，“对农村、乡土文化缺乏认同，也是当下导致接连而来的环境破坏、河流污染等问题的原因之一。没有了解，没有关注，自然就不会珍惜。”

 守护乡土的解药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城镇化之路，带给乡村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

乡村人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功利化”的教育，只是让这些人尽早尽快逃离乡土，却未给出守护乡土的解药。

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用教育、旅游，或者外来者帮助建设新农村等方式繁荣乡村，让乡村人回到家乡、建设乡村，但对此，储朝晖并不乐观。他认为，唯有当农村自身具有造血功能，不用外出也能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拥有跟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条件，人们才能真正的回归。“乡土文化自然会在这些人中保存、利用和传承。”他说。

针对乡土教育、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如何守护和传承乡土文化等问题，法治周末记者专访了储朝晖。

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法治周末：通过在学校教育中增加乡土文化教育的内容，提倡爱家乡、建设家乡，来传承乡土文化。教育是否具有这样的作用和能力？

储朝晖：教育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是有限的。国家用政府的意识、观念灌输到乡村去，对于乡土文化的传承是有很大影响的。

李书磊有一本书《村落中的“国家”》，讲的就是政府通过学校将其意识灌输到农村、基层。

我们小的时候，大队、公社经常组织开会。在这种情况之下，教育的功能主要是做这样的工作。现在虽然注意些乡土文化的教育，但还是有待加强。

有些人寄予期望，通过乡土教材等方式，就能有一定的作用，可比起乡土流失是微不足道的。

法治周末：现在很多人、机构到乡村去做关于乡土文化的宣传、保护工作，这有什么积极意义？

储朝晖：一些人回村子做乡土文化的保护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保护的力量有限，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村民的配合。

但这样还是无法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乡土保护，因为最主要的一点是，居住在乡村的居民与城市市民享有的保障存在差异。如果对村民和市民的保障能够一致，那么，乡村消失的速度就会减慢。乡村生活由于自然环境的优越性，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到乡村去生活。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乡的差别，导致乡村人才流失，人才流失也就是乡村文化的流失。要保存现存文化，首先要保证村民能够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仅仅依靠几个人去呼吁保存乡村文化的话，可能很难实现。

法治周末：乡土文化和城市现代文明，必须是处在天平的两端吗？

储朝晖：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现代文明和乡土文化都没有很好的学习和传承。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充分地掌握现代文明，包括现代文明深层次的精神文明、法治文明等；而另一方面，把乡土文化的东西也遗忘了。

如果是一个完美的状态，那应该是既保存了传统的、乡土的东西，又比较好地融入了现代文明。不管是市民还是村民都能够有很强的现代性、自主性。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不管市民还是村民，很多人是被动型的状况，这样就很难真正地去保存一种文化或者把不同的文化融入到一起。

乡村经济建设是关键

法治周末：那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

储朝晖：只有村民的素养提高了，大家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也能够自然地融入现代文明，才会把这些文化都保存。

但是这些村民的状况是，有两亿人外出打工，只有维持乡村的经济生产活动，他们在家乡才可以生存，才有可能谈到保护文化传统。教育的萎缩也是如此。

只有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才能追求精神生活。人的素养提高了，自然乡土文化就保留了。

比如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浙江的经济比较好，相对而言，安徽的经济条件差一些。当时安徽的古建筑门窗被拆掉，卖给有钱的浙江人，有的甚至把整栋房子都卖了。

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买卖文物是违法的，但是卖房子的房主说，他们给的钱多，我需要钱。当地政府也没办法，只能任其流失。

最后的根源其实在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

法治周末：您认为乡村是不会衰败的，为什么会这样说？

储朝晖：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终归要达到一个平衡。乡村有它的优势，民风淳朴，空气新鲜。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会感到乡村生活的优势。有文化素养的人，或者有需求的人，自然会回到乡村去，给乡村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现在，相对于走出农村的人数，退休之后回到农村的人少之又少，年轻人则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城市扎根，脱离农村的生活。

还有一个原因，城乡保障的差异，这一状况会渐渐改善。那么，农民和市民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差距会渐渐缩小，也包括教育资源的差距。所以整体来说，城乡会建立一种良性的平衡，农村不会一直衰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