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旁观”中力图做好风险防范
一家民企参与混改的三个困扰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沈佳苗
法治周末记者   张 舒

       在混合所有制推进的过程中，民企的态度、具体的参与程度无疑非常重要。
       浙江知名民企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的总法律顾问邢力也受邀参加了2014中国公司法务年会(北京会场)，并参与了“混合所有制推进中饿风险及防范”相关问题的讨论。
       “混合所有制不是一个新名词，只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被更多地强调了。它是一种深化改革，是为了增强国企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给予了民企参与过去一些不能参与的领域的机会。”邢力在年会上表示。
       邢力指出，从民企法务角度来看，参与者需要做的是在框架之下做好风险防范。而对待混合所有制，广厦的态度则是表示冷眼旁观。
       “但其实广厦正在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不能获得话语权的话，可能基本上就不会参与。”邢力说。
       其实，广厦对待混合所有制的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众多民企。
       而在讨论过程中，邢力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也提出了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些疑问和困扰。

       如何“混”和“合”

       作为浙江省最大的民企，其实广厦早已踏上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道路。
       “作为法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其实经常需要参与到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工作中，但对待混合所有制怎么混、怎么合的问题，有时很含糊。”邢力说。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否可以拿出让大家看得见、进得去、混得好的‘线路图’，要放开哪些领域、哪些行业和国企，放开到什么程度，民企进入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在哪里；绝对控股、控股或不控股具体指哪些企业，股权结构比例怎样设置；放开的行业中，国有企业要与具备什么条件的民企混合；如何优化投资结构，民营经济如何参与国企投资项目、如何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等等。”东兆长泰投资集团董事长郭向东曾公开指出。
       在谈及关于混合所有制具体操作指引的重要性时，邢力举了关于PPP模式的案例。
       据悉，2014年12月4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连发三份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的文件。
       “文件出台后，我们感觉很多困难迎刃而解。”邢力分析。
       “混合所有制可按‘先易后难’的原则，优先在竞争性行业推进，如电力行业的配电、送电领域可先向混合所有制企业开放，石油行业的油品零售领域也可先引入民营资本，发挥民企的市场竞争优势，增加零售终端的盈利能力。”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南存辉公开建议道。
       据了解，郭向东也曾先后在重庆、北京等地参与多个国企重组改制。他曾表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突破‘三化’：一是国企要淡化行政化，二是民企要弱化管理家族化，三是全力推进市场化。”
       不同所有制文化如何融合
       “我也想从我的角度上谈谈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的问题从学界理论界、实务界都谈的很多，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它更多的是不同所有制文化怎么融合的问题。国企和民企的决策机制完全不一样。那么在同一个公司章程下、公司治理框架之下怎样能够保持公司有效的运转便很关键。”邢力说。
       邢力首先谈到的是决策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下面的企业，我准备让它申请特许经营资质，从民营企业角度来说很简单，一切围绕这个去做，无论人员选聘等工作都可以随时调整。但问题是这个公司可能有10%的国有股东，而国有股东做一些汇报。事实上这就会导致对整个事情的效率有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如果股东之间出现争议怎么办。”邢力补充说，“客观来讲，比如董事之间出现纠纷，理论上可以打官司，但决定民企是否打官司的不是输赢问题，而是是否会影响民企效率的问题，民企需要考虑维权成本等。但国企会选择打官司，最终由法院来判定结果。”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也曾坦言，对入股国资“不感冒”。“国企根本的问题是，企业跟决策人的利益没有重叠，这个有很大问题。”
       对此，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也表示：“混合所有制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去做。这个能不能实现，还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清晰界定政企关系，坚持市场化法人治理结构，设立多席独立董事席位，并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南存辉指出，“通过实施灵活的考核激励机制，区别对待董事和管理层，政府委派的董事业绩与‘乌纱帽’挂钩，市场招聘的管理团队业绩与薪酬挂钩。同时，从政府、企业及外部审计机构等多渠道加强风险防范与控制，最终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混合所有制的建立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依赖于完善且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河北鹏远企业集团董事长朱立秋也曾公开建议，只有如此，才能打消非公经济话语权缺失的顾虑，消除非公企业除了分红外，“点头”“摇头”都不算的尴尬处境，切实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

       如何平等保护民企权益

       “从民企角度去谈混合所有制，也离不开对民企进行法律保护的问题。”邢力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个不断的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以及民企从无到有并且不断壮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国家的政策层面、法律层面不断地对民企或者说对私有经济、公有经济提出了相应的重视或者保护措施。但是在具体的环境下，不能不承认民企(有时)过得非常窘迫。"邢力坦言。
       邢力在年会上介绍，广厦从1996年到2006年这10年内做了大量的国企并购工作，广厦从1984年的小工程队发展成今天有1000亿元规模的公司，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并购。
       “我们曾经在上海做的项目是通过上海产权交易所收购的一个国有企业。企业收购过来半年后发现了其有一笔7500万元的担保。后来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个企业仍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邢力举例说，“但之后我们去到上海相关法院办理这个案子时，法院第一句话就是说要保护国有资产，这对民企是非常不公平的。”
       “公司法务人员需要把所有案例整合起来，试图找到和国企打交道的方式。”邢力总结道。
       对于类似问题，三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亚非曾分析称，目前民企和国企在行业准入、关键资源获取、贷款融资、财产安全保障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存在权利不平等的情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从这个意见可以看出，审案机关确实是意识到了相关问题的存在。”邢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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