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标签”的产生

       刘艳红感到，在北大读博的3年半给自己的影响是终身的。北大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刘艳红的学术兴趣，也历练了她独立自主勤于思考的学术品格。
       “在那个过程，我觉得自己实现了一种涅槃，从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学术，到毕业时彻底明白自己要干什么，完成了一个转身。”刘艳红说。
       “实际上我俩有共同的感觉，读博之前都是一个起步阶段，读博之后经过训练，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规划，而不像以前只是懵懵懂懂地搞研究。”周佑勇有着相同的看法，“要有一种学术的延续性。”
       周佑勇的研究就是从行政法的原则入手，进一步扩展到行政裁量。他表示，做学术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从原则到裁量有一个学术的传承性。这样逐步在规划自己的研究，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走向深入，有影响力，取得重大的成果。”
       刘艳红说，在博士毕业后的发展中，周佑勇给自己的帮助，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文章如何去写，而是从相互的交流变成了给自己压力。
       “他说你没有代表作，没有自己的亮点，没有让人一提起你就知道你这个人的成果是什么的那样一个作品，你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学术标签。他老这么唠叨，唠叨了好多年，我特别的痛苦。”刘艳红笑着说。
       在周佑勇的督促下，经过苦苦思索的刘艳红决定把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由犯罪论到刑法观，由基本理论到比较抽象的理论研究，然后在抽象的理论研究之后过渡回来，将之贯彻为自己的犯罪论体系。
       “我就慢慢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然后自己坚定一点，那就是，要做的话就要做到极致。”从2001年博士毕业后的十多年里，刘艳红就一直专注于同一个问题。
       2009年，刘艳红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以《实质刑法观》为名出版，并迅速引起了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自此不但成为了刘艳红个人的学术立场，更成为了刘艳红特色鲜明的学术标签。2013年，该成果更荣获第六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对于我们来说，写一篇文章很容易，发表也很容易，有的人发几十篇、上百篇。但没有代表性成果，写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周佑勇解释说。
       刘艳红觉得，目前不少学者都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印记。“在这点上，我挺感谢他的。我有个缺点，容易自以为是，总认为自己成果多，但他老是打击我，让我重新去思考这些问题。”刘艳红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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