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家民营剧场的谢幕

　　2003年“非典”期间，北剧场不得不关闭了近4个月。当时没地方去的袁鸿在北剧场，空荡荡的剧场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坐遍了剧场的每一个座位，在四下无人时走到舞台中央，把看过的戏里那些记得的段子都演了一遍，他觉得舞台在默默地听。当年很多观众都记得，袁鸿常常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看戏。

　　北剧场第一年没有盈利，第二年基本持平，第三年准备大干一场的他们遇上了“非典”，即使如此，到2004年他们甚至还有6万元的结余。水晶说，袁鸿以一天只吃一顿饭的苦行僧般的生活，一直坚持到2005年9月。由于房东要涨房租以及袁鸿的身体问题，他们最后决定放弃北剧场。

　　从2001年到2005年，虽然只有短短的4年，但袁鸿说：“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很努力地实现了一些良性的运作，比如60%以上的戏剧是自己创作或者联合制作的，同时还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比如说大学生戏剧节，一些工作坊和公益的活动，让北剧场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北京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地标。”

　　现在身为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的袁鸿认为，现在的剧场更多的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管是民营的还是国有的剧场，评估都是通过票房、演出场次以及衍生的经济价值来判断，然而这些并不是剧场文化意义上的判定。

　　他庆幸，虽然当时北剧场面临着很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陷入一些数字的怪圈当中。

　　在北剧场的观念里，剧场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永远是内容和观众。“每个剧场都有不同的形态，根据各自的特点形成演出特色和观众群。”袁鸿介绍说，“北剧场当时以原创和国外合作的剧目为主，因此形成的是相对高质量的观众。观众中很多人是从大学生剧社开始并慢慢成为创作者，也有人进了艺术院校深造，并留在了这个行当。”

　　北剧场其实有许多硬伤，胡同里交通不便，每次有演出就要跟房东借车位；夜间散场和装拆台、卸货、装车的声音，常常成为扰民的因素；北剧场的吊杆只有六道，舞台上方的高度有限，布景受到限制，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上演的剧目类型。

　　但正是在这个处处受限制的剧场里，上演了许多精彩的剧目。

　　北剧场的记忆

　　林兆华导演的《故事新编》曾在这里为观众们带来惊喜。《故事新编》曾经堆了一舞台的煤，戏演完后清扫了3个月才没有了明显的煤灰痕迹。林兆华导演、蒋雯丽主演的《樱桃园》也曾在这里为大家带来视觉的盛宴。

　　尹韬导演的《天上人间》，里面藉藉无名的演员如今都已经是梅花奖得主；演员汤唯当年的演出和她在大学生戏剧节期间在北剧场当义工的故事，也都成为这里的回忆。

　　袁鸿说，当时参与的演员、工作人员都是很用心的，愿意用相对长的时间去完成一个作品。现在做戏剧的人当然都有一定的热情，但有些很快就转化成很现实的评估和资本回收的衡量。他认为，今天很多人或者剧院都把一个剧目当成一个项目在做。

　　这也是当前戏剧观众人数数十倍增长，却并没有让袁鸿看到更光明未来的原因。“以商业制作为主题的剧目，对于人才尤其是原创性人才的吸引和孵化是不够的，这十年，好像并没有孵化出一批批优秀的青年创作者，形成戏剧圈的创作梯队。”据他观察，现在的中坚力量大多是十年前大学生戏剧节出来的一批年轻导演。

　　“现在中国的大剧院的实力已经足够了，但是中小型的剧场缺乏更多元的空间。剧场做内容能否各自做出自己的风格，围绕自己的剧场形成一定的人才孵化机制才是这些剧场存在的更大价值。”袁鸿说。他这些年常常接触日本和英国的小剧场和从业者，他看到这些地方的小剧场的存活条件也非常艰难，“从业者的收益也并不比国内的高，更多的还是需要大家的热情和努力去坚持”。

　　袁鸿曾经说过，如果有机会会重新把北剧场租回来，但是他也坦承，其实重新做一个剧场是非常困难的。除非跟业主达成共同运营一个剧场的共识，剧场成为业主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合作的时间才能比较长，压力也比较小。

　　袁鸿感叹，他已年过不惑之年了，如果能在一个剧场用心做三四十年，倒是可以努力做到老，慢慢做。但是如果只是做三五年，袁鸿表示倒贴钱也不敢去做了。

　　他认为，现在中戏的北剧场和当时的北剧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戏北剧场长期只是用于内部教学演出和开会、交流等活动，它的缅怀者大多数只是在那里读过书、演过戏的学生。观众对北剧场，更多的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缅怀，两个北剧场的精神价值层面已经不同了。

　　对于北剧场，水晶在微博上说，回头想想，当时心里甚至还偶尔闪过这样的念头：北剧场有点像一个自己亲生的孩子，家里太穷、养不起了，送给了有钱人家。心里想着如果他从此能过上好日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谁知不过十年，北剧场又再次面临被放弃的命运。

　　2016年初，一个冬季午后，穿着保安服的工作人员，从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出来，顺手关上灰色的铁网门，慢慢地走远了。

　　自此这里再没有北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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