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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大学城鲜亮与灰暗
作者:汲东野  文章来源:法治周末  点击数1815  更新时间:2014/7/2 12:01:52  文章录入:谈心  责任编辑:bjb

 

“造城热”如何步步升温


编辑整理 法治周末记者 汲东野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学城多是由大学密集而发展为“城”。但中国式大学城的发展,大多在政府主导下发展,即先建“城”,然后再“请”大学进驻其中。

       从2000年算起,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城——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正式“开城”至今,特色的中国“大学城”已走过14年。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范围内现存的大学城数量超过50个,涉及21个省、市。

       同样也是在媒体报道中,十多年来,虽然中国的大学城遍地开花,但多数大学城的发展远没有实现蓝图中的壮丽与美妙。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

       在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大学城”之称的“广州大学城”,在建成十年之后,面临首次大规模“升级”。

       近日,广州大学城的规划调整方案获得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方案新增6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以满足各高校未来10年的发展需求,并从交通改善、教师公租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补给等方面弥补现状的不足。

       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大学城将新增两条出岛隧道,还将新增14公里的新型有轨电车。

       据称,广州大学城的此次升级,是为了弥补过去10年对内对外交通不便、大学城内“只有学生没有老师”的不便之处,同时为了完善科研配套设施,创造孵化高新科技企业的条件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调整。

       多年来,中国式大学城,仿佛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拉动地区经济的“龙头”作用。

       在东方大学城创办者刘志毅看来,“对于领导来说,办大学城的吸引力并不逊于建工业园”。大学城就像一张名片,既能“提升地方科学文化品位”,又能够经营土地、增加税收,可谓一举多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大学城的建设表态则更为犀利。他曾说:“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司马昭之心——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刘志毅承认,这已成为普遍现象。一度被视为全国成功典范的东方大学城,如今难掩衰败之相,开始“靠房发展”。

       按照规定,经营性用地本该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但如果“以教育的名义”,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比如,占地5000亩的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土地初期出让价格每亩5万元,占地近4000亩的江宁大学城现行土地出让价格每亩4.5万元,如果国土局采取挂牌出让的方式,那么这些土地就可以达到每亩六七十万元。

       除此之外,一些开发商也借学校来卖房,大学城成为开发商卖房的噱头。

       在负债中扩张


       寻根大学城发展的最初动力,源于1999年中国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学扩招政策。有数据显示,1999年当年招生数量增长47%,此后多年,以近30%的速度递增。

       面对如此政策利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国华评论说,“真正抓住了这个机遇的却是各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

       2009年,中国高考人数开始减少。据相关官员介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和高中毕业生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高校,尤其是三四流院校,可能面临生源危机。

       然而,伴随着中国教育的产业化,这些院校也刚刚经历过一轮疯狂的扩招,并陆续展开了相应的基建项目。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

       一般来说,大学城建成后,对于建设资金的返还,主要通过以下途径:配套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校本部土地的置换、学生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等。

       在这些收入中,学生是一切收入的来源。大学城的学生规模成为决定投资胜负的关键。然而,一些大学城里的学生却越来越少。

       据报道,上海松江大学城是我国规模较大的大学园区,最初建立在一片农田上。其内部学生公寓和教室等公共设施的使用率较低,区域内住宅小区空置率畸高,人口导入缓慢。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扩招——贷款——再扩招,是中国教育产业化运转的有效链条,也是中国大学城遍地开花的最重要动力。大学负债也早已不是新闻。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曾于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向中央提交关于控制大学建新校区和重视高校债务危机的提案。根据他的计算,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不可能,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贷款。

       事实上,早在2003年,中国建设银行就对外发布了风险警示,谢绝对大学城的所有贷款。

       除了卖地,尽管有政府的担保,大学的“破产”也已经出现,2009年8月,位于上海松江大学城里的上海经贸学院就宣布,学校不再续办,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所倒闭的高校。

       有媒体认为: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关系着国计民生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不能当成产业来经营,仅仅看到收取的些许学费和高校附近一些房产、店铺的一时的兴盛,而忽视教育的基础性和深远性,是一种极其浅薄的短见。

       不过,在遭到多方诟病之时,刘志毅依然坚信,中国大学城的发展有其必要性。“它契合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刘志毅说,“现在几乎70%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这中间,大学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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