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 记者 宫靖

　　2月28日广西北海市白虎头村村长许坤因被控“非法经营罪”出庭受审。在过去的2010年，许坤和浙江乐清市寨桥村前村长钱云会成为因新闻事件被公众熟知的中国最知名的两位村长。

　　上百名村民于当天来到北海市银海区法院，有人打出“钱村长千古，许村长挺住”标语。庭审持续了一整天，目前结果尚未揭晓。

　　在许坤案背后，是围绕白虎头村拆迁的一场长达两年半的官民拉锯战(参见本刊2010年10月18日封面文章“强拆动力学”和“民选村官许坤被捕记”)。

　　微妙的是，2010年10月上旬那场声势浩大的强拆行动经媒体曝光之后，近五个月的时间内白虎头村拆迁再无进展。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就连四个多月前被强拆的四幢楼房的瓦砾，也没有人来清理，强拆陷入了僵局。

　　这几个月，正是中国拆迁变法的关键时期。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终于出台。新拆迁条例取消行政强拆，首次明确“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同时，与白虎头村拆迁命题一致的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改革，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本刊记者获悉，就在不久之前，国土资源部拿出了《土地管理法》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稿，已交到国务院法制办。

　　白虎头，这个坐落于北海市著名旅游景区银滩正对面的村庄，形同废墟，站立在世人面前，站在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关口。

　　许坤案开庭

　　2月28日上午9时，白虎头村村委会主任许坤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在北海市银海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

　　当天接近开庭时，上百名村民中有40余人获得旁听证进入法庭，其余村民则一直在法院门外等待。其间有人高呼“许坤加油”。

　　据北银检刑诉(2011)14号起诉书显示，许坤的身份被检方称为“原白虎头村委主任”。但据本刊记者核实，虽然许坤从2010年5月14日起失去人身自由，其民选村委会主任一职，至今未被村民罢免。

　　今年37岁的许坤，经村民选举于2008年9月当选白虎头村委会主任。至2010年5月被拘捕，他主要做了一件事，即带领村民抵制地方政府对本村的强制拆迁。

　　近两年的时间许坤带领全村30多名村民代表和60余户“钉子户”，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拒签拆迁协议、上访、网上发帖乃至直播、请律师团进村帮助维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给当地政府方面找了无数“麻烦”。

　　2010年5月14日，许坤在北海市一家宾馆被警察带走。事后他的代理律师郑建伟从许坤口中得知，警方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未用真实身份证登记住宿。当年6月13日，许坤被当地检察院批准逮捕，涉嫌罪名为“非法经营”。

　　2010年8月17日，许坤案由北海市警方侦查终结，移送银海区检察院。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方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2011年1月25日，在审查起诉阶段最后截止日期即将到来之时，检方选择了起诉许坤。

　　一位旁听了当天庭审的村民说，许坤比入狱前更清瘦，添了许多白发，但庭审时精神很好，甚至有些亢奋。许坤坚称自己无罪，并称自己目前未在任何有关拆迁的文件上签字。

　　检方起诉称：“2009年3月初，被告人许坤等人在明知村委对银滩景区东门停车场无权经营的情况下，强行作出留下该幅土地交给村民自行承包管理的决议……”；“从2009年5月份起，白虎头村多名老年村民强行占用银滩景区东门停车场……在没有办理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至2010年5月，共非法收取停车费达15万元人民币。”

　　许坤的律辩护师郑建伟当天作了无罪辩护。他在庭上表示，许坤获罪原因是抗拒拆迁，“非法经营”无非是罗织罪名。在法律上，停车场经营只是一般性经营，并不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中所称的“专营、专卖”序列，因此许坤不构成此罪。此外，停车费由村中老年村民分享，许坤未得分文。

　　本案休庭时，法院未透露下次庭审或一审宣判时间。

白虎头村系列案升级

　　与白虎头村拆迁四个多月无进展形成对比的是，在此期间，白虎头村民因抵制拆迁而遭遇刑事追诉的情形，却不断升级。在许坤之外，至少有八名村民被刑事追究。

　　村民张春琼、高世福被控“非法经营罪”，与许坤同庭受审；村民何显福、易氏英、高镇章、高世辉、蔡建月等人因“妨害公务罪”被判刑。

　　2010年10月中旬，当地政府的强拆行动与村民形成激烈对峙和冲突，引发媒体和舆论广泛关注。本刊之前报道曾提及，“曾参与停车场收费、并与许坤同案被抓的村民代表张春琼，被逮捕数月后于10月12日晚9时许返回家中——当日，她被当地警方实施取保候审。”之后，国内其他媒体报道白虎头事件时也多次提到张春琼。

　　但是，2010年11月10日，被取保候审不足一月的张春琼，被北海市公安局再次逮捕。2月28日上午，她与许坤同庭受审。此外，村民高世福也是本案被告。

　　就在张春琼被捕的前两天，另一村民何显福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事拘留。2011年1月30日，何显福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何显福是白虎头强拆事件中接受媒体采访的村民之一，他为赴当地采访的记者提供了诸多帮助，并曾带领记者采访张春琼，在采访过程曾被当地数名不明身份者盯梢。

　　多位村民证实：2010年10月下旬，何显福在自家被强拆的住宅楼的废墟上，拉出横幅反对非法拆迁，还在残存墙壁上写了口号。有村民依稀记得，其中一条横幅大概写着“非法拆迁让我无家可归”。由于何家废墟紧邻银滩景区，游人举目可见，当年11月4日，北海市土地储备中心工作人员带着挖掘机来清除了这些横幅和口号。

　　据检方起诉书和法院判决书，何显福当天站在废墟上，拒不配合公务人员的行动，并喊“谁上来我就和他跳下去一起死了算了”；何的儿媳易氏英，则用砖头砸向派出所干警和其他工作人员。

　　法院最终判决认定，何显福、易氏英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在何显福被判刑之外，易氏英也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除上述两案外，围绕村庄拆迁，还发生过另一起“妨害公务罪”案。

　　2009年10月30日村委会大楼被强拆过程中，曾有十余名村民被警方当场控制，在之后司法过程中，其中三人即高镇章、高世辉、蔡建月，分别被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其中两人获刑两年，一人获刑一年半。

　　前述八名被刑事追究的村民中，高镇章、高世福、高世辉为父子三人。

　　农地征收乱象

　　村民集体与地方政府抗争的背后，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的乱象，白虎头拆迁事件即是一个典型。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认为，白虎头村拆迁的主要矛盾即是补偿问题，这涉及土地利益分配。当地政府在其土地财政大背景下，欲将价值四五十亿元的集体土地征收，而给予农民的补偿仅两个多亿，巨大的差距引发强烈抵制。

　　白虎头村并非特例。2月24日，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0)》中，一份《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大量的违法征地是当前农民面临的最大威胁，60%经历了征地的村庄，农民对补偿都不满意，69.7%不满意的原因来自于补偿太低。

　　其次，补偿金额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没征求农民意见，以及补偿不足以维持农民长期的生活，也是重要原因。在所调查的征地案例中，在28.8%情形下，农民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58.2%的情况下，补偿的多少根本没有事先征求农民的意见。

　　该报告结论根据对涵盖中国17个农业大省的1564个村(每村调查一户农民，进行入户访谈)的大规模样本调查得出。

　　王才亮认为，近十几年，虽然国家已明确了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改革方向，但法律层面的改革步伐远远没有跟上。《土地管理法》规定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非常低，与目前现实严重脱节。例如地处北海市景区周边的白虎头村，地价已是寸土寸金，而当地的拆迁，竟然是按“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的标准予以补偿。

　　《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安排应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但在法规和政策层面上，各地政府有非常大的操控空间。由于地方司法受当地党政部门操控，被拆迁农民通过诉讼维权的路子也往往行不通，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很难实际主张权益。

　　在北海的此次拆迁中，当地官方显然越过了不得干预司法的法律防线。2009年3月2日，北海当地一份官方公文明确要求，该市银海区法院要在2009年4月15日前，完成拆迁户提起的60起行政诉讼案件中第一批案件的判决，余下案件在6月10日前判结。该法院还被要求在当年6月30日前，完成第一批未达成协议房屋的强制拆迁工作，而全部强制拆迁要于当年9月30日前完成。

　　如此情形之下，白虎头村村民选择各种途径和措施进行对抗，实是无奈之举。而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包括村长许坤在内的多人身陷囹圄。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刑罚本应用来打击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而不是用来掠夺公民财产权。这是典型的公权力滥用。”

农地征收改革进行时

　　曾于2010年12月7日“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言“拆迁变法”的五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之后，必须继续推进改革，解决目前的集体土地征收乱象。

　　沈岿认为，集体土地上的征收，要与新的国有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相一致，参照市场价进行补偿，还要考虑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医保和养老等问题，才能化解矛盾。

　　而曾参与相关改革研讨的王才亮律师透露说，据其所知，《土地管理法》修订正在进行当中，国土资源部不久前已经拿出了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相关条款的初步方案，并交到国务院法制办。由于争议较大，国务院法制办至少已经组织召开过两次会议讨论，但距离最终出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按照相关立法程序，国务院法制办对修法草案进行修订完善后，将交国务院审议，国务院通过之后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王才亮乐观估计，该修改方案会在今年8月前后上会审议。

　　王才亮分析说，这一修法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其激烈程度和城市国有土地拆迁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集体土地征收，才是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此番修法如果规定得太严，等于在一定程度上终结各地的土地财政。所以，在地方政府没有找到代替办法之前，农地征收变法的前景难以乐观。

　　沈岿则希望，集体土地征收能与国有土地征收达到同等的门槛条件和补偿标准。决策者不要因为目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现状，就在《土地管理法》相关条文修改时作出过多妥协。

　　前述由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状况》调查报告，也呼吁改革当前征地制度。《土地管理法》修改应参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提高补偿标准，废除行政强制征地，保障农民权益。

　　2月末3月初的白虎头村，海风依旧，而强拆僵局中的村落废墟，正在见证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