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训者都变得皮包骨头

2009年6月19日，胥灵永再次去北京上访，县里派人接他。先把胥灵永送到县里的一家宾馆，身边有10多人轮流看守他。

两天后，胥灵永由一群人押着来到县城东边的一处铁路旁停下，这里是县中医院的旧址，现在是精神病专科住院部。进入院子右拐，再沿着一条幽深的小径往里走，尽头是一个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包围起来的独立院子。

铁门打开后，胥灵永被推了进去，看守者把门砰地关上，从里面上了把大锁。有人这时将胥灵永的全身搜索一遍，包括他的裤带。

胥灵永被押着经过楼门和走廊的两道铁门，进入到院内唯一一栋二层楼里，他被关入第二号房子，房门是铁质的，上端开了扇焊着钢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一张用三合板钉制的小床，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和一个马桶。胥灵永看到屋内墙角还安装有监控器和喇叭。

胥灵永把头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着走廊另外一个屋子里向外张望的胡彦平，他还听到了武金秀、弟弟胥灵军和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关鑫磊把脸贴到铁窗棂中间开始呵斥他。

这是“法制培训班”的新址，小楼是经过专门改造的，一层的10个房间，基本上一人一间关着上访者，而二层是供工作人员使用。不同的是，这里改称为“法制培训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彦平、武金秀等人被转移到这里，也在同一天，73岁的许凤成因第九次进京上访被抓至这里。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灵军因去北京上访被用手铐铐回这里。此番受训的陆续还有残疾退伍军人姚彦强、方简明、王健、钱少军、杨新，以及该县的丁会芹、辛龙成、何忠有、王建设等人。

多位被培训者记得，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一连四天，不给吃饭，也不给喝水。尔后，他们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整齐地叠好被子，等房门的锁打开后，就去走廊的厕所里倒马桶，然后他们重新被锁回房里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个土豆大小的馒头，再加半勺稀饭或豆浆，一口就喝光了。胥灵永在单位管过职工食堂，他知道这些加起来只有一两的量。工作人员再通过监视器强迫这些受训者在屋里走圈圈，通过喇叭听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

多位被培训者说，这里一天两餐，不供应饮水。晚餐一般是机器压的面条，每顿连汤只盛两小勺，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有人最多时得到21根。此外他们一整天被锁在屋内，不准躺下，只让站着或坐在床边，晚上10点才让睡觉。若有两人同处一室的，绝对禁止相互交谈，发现有违反的，就要受到两天不给饭吃的处罚。

因为有病，从2009年6月11日到2010年3月18日晚上被放出来，胡彦平记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这是他人绝对不会有的待遇。

“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胥灵永说，饥饿成为一种控制、折磨人灵魂的魔鬼。应该说刚吃完还是饿的，所以刚吃完就盼着下一顿。

关押期间，没有毛巾，甚至连卫生纸也不提供，受训者不能和家人见面，送来的棉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也不给转送。他们无法刷牙、洗脸、换衣服。长期饥饿让有的受训者出现了视力模糊、牙齿松动的现象，有的患上了肠胃疾病。几乎每个人开始10多天才艰难地解一次大便，“粪便像羊屎蛋一样”，解手时或扶或坐在床沿上，这样防止自己晕倒后受伤。

相互眼看着每个人都变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从恐惧、愤怒到悲观，受训者的意志在饥饿、孤独中开始逐渐瓦解。隔壁房间也曾传出啼饥号寒的求饶声。

“我原以为胥灵军在这里会服软，但实际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没有改变。”胡彦平回忆说，38岁的杨新来到“培训中心”门口执意要探视被关押的战友，争吵令关鑫磊大怒，关和另外两个保安将杨强行抬入，和许凤成关在一室，不给他加床。因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杨将头朝墙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墙上了。一天，杨新行为失常，掐住许凤成的脖子不放。杨新还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这时候，听到状况的胥灵军便在屋里进行抗议，他艰难地透过墙壁一人多高处的小铁窗朝外看，大声制止。

毫不例外，胥灵军因此而受到惩罚，两三天不给饭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员随意打骂受训人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试图阻止暴行。

据胥灵永等人回忆，之后胥灵军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越来越没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退伍军人。

“息诉罢访”才能出来

发现受训者经常有晕倒的情况，“法制培训中心”找来乡医或是精神病专科的医生，量血压，定期体检，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药。每到晚上，或许是怕受训者出现意外，常常半夜里把他们挨个儿叫醒一遍。

多位受训者回忆，市里等一些管信访、政法的领导都到过这里。看到“法制培训中心”无任何关押文书、被关的是无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有几位领导要求废止这一非法场所。

关鑫磊曾对受训学员讲，“法制培训中心”是县里设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种职责。放出来的条件是要叫学员“息诉罢访”为止。但这无标准可言，即便认为表现得好，离开时，保证书、申请书、保证金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训的日子里，也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工作人员里，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让大家感到一点短暂的温暖。他会为这些时刻锁在房间里的人偷偷给予照顾，同情泛在他的眼睛里。

遇中秋节、春节，才有点加饭，有时中午添加一点蒸米饭的汤。而罕见地组织学习，组织打麻将、扑克等活动，包括那次吃了几个野菜饺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在院子里栽树，种蒜苗，帮工作人员倒垃圾是学员最期待的事，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里的空气，有机会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头的样子。自然这属于一种特别奖励。

2009年第一场大雪之后，屋子里顿时冰寒侵骨。胥灵永发现，弟弟胥灵军仍穿着刚进来时的那件脏污的T恤衫，一条单裤，光脚穿着凉鞋。而胥灵军并不特别，其他人大都穿着凉鞋，单衣薄裤，有人脚后跟冻得流血。胥灵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员才找来四条单裤，让他套穿着御寒。他脱下一条裤子，连同一件旧军装，求人送给了弟弟。

几个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伤残退伍军人同意了县里每人每月发给800元生活费，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办法，后来，其他5人相继离开了，胥氏兄弟也写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但仍对他俩实施关押。据胥灵永说，关鑫磊曾瞪着眼睛当面说，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他们兄弟俩。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经获准，胥灵军和胡彦平在六七个人的跟随下，抬着大塑料桶走出大门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个桔子，烂得发了霉，胥灵军扑上去，捡起来就吞进嘴里。胡彦平目睹有人冲上来，将胥灵军嘴巴里的桔子掏了出来。这以后，就不准他出来了。

2010年3月初前后，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灵永的双腿已经变得僵硬，连饭都不能打，才让胥灵军日常照顾哥哥。

饥饿不断消耗着肉体，胥灵军的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细弱，那形象很吓人。

早上，胥灵军迟缓地给哥哥擦脸，用双拳无力地帮哥哥捶打着腿部。接下来，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让他背哥哥在屋里转圈圈，一两圈后，胥灵军用尽了残力，脚下却不听使唤，有时会重重摔倒。

喇叭里随即传来的呵斥声被大家都听到了。胥灵永不忍弟弟受体罚，他滑下身体，兄弟俩一起扶着墙完成规定数字。

当两个瘦骨嶙峋的身体并排紧挨坐在床上，还能彼此获取温暖。虽然有禁令，但晚上，胥灵军还能找到机会，弱声弱气地对哥哥说，等他出去了，到西藏买些虎骨和羚羊角，彻底为哥哥治病，还要带哥哥去甘肃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面片。他们都想把注意力从饥饿里引开。

而房间的阴影中，胥灵军的动作是那么艰难吃力，还有胥灵永亦是无力动弹。胥灵军已经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叠被子的动作，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因为被子没按规定叠好，他又被罚不能吃饭。

有一次打饭时，胥灵军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几根面条，拨拉到碗里，准备回房，结果碗被关鑫磊打翻在地，胥灵永回忆说，从2010年起，改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应一两饭，但他们还是太饿。

胡彦平说，有天晚上，胥灵永有病，另外给他做了一点饭，碗中的热气在兄弟两人中升起，带有一种本能，胥灵军尝了一下看烫不烫，躲在门外的一伙人将他抓到另一房间，逼他承认，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饭，才让哥哥的腿不能动。胥灵军音调凄切直喊“冤枉”，脑门在地上碰着，血流了出来。

胥灵军患重感冒，从床上摔下来，才给他输了液。胡彦平给他们兄弟俩端饭，她看到胥灵军闭着眼睛，说自己“饿得很”，而他的哥哥则吞声饮泣。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胡彦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间是门对门，她回忆，胥灵军临死的前两天，早晨刚打了饭，正转身时晕倒了，盛饭的塑料碗摔出了老远。有人揪住他的后脖领，试图将他提起来，但没成功，最后几个人架起他回了房。

2010年3月17日，兄弟同处一室18天左右。这天早晨，胥灵军忽然盯着墙上的铁窗，说了三遍“杏花开了，红红的”。胥灵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发了芽的树冠。

那天晚上，胥灵军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许。“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灵军的声音很低。胥灵永看见弟弟下沉的身子异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紧吧？”弟弟没有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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