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户口，两种生活

　　新京报：为什么当时得到户口让你那样高兴？

　　吴树梁：别看只是一张纸，对我们农民工来说可是天上地下。刚得病时，深圳的医生建议我们去广州肿瘤医院看病，当时各种穿刺检查七七八八的费用大概30多万，攒了半辈子的钱，一下子空了，当时如果有深圳户口，八九成的费用能省下来。

　　新京报：得病前对户口的事有过特别深的体会吗？

　　吴树梁：有，我儿子上学。为给他办学籍，前后跑了一个多月，求爷爷告奶奶，后来不行还回了趟河南老家。我儿子在深圳出生、长大，一句老家话不会讲，深圳就是他的家乡。但是不行，户口卡在那儿。

　　新京报：得病让你对户口的事感受更深了？

　　吴树梁：我是2012年年底确诊，2013年6月拿到了户口，有时候自己也琢磨，如果晚半年得这个病，那7个月就能省下20多万，那样以后对她们娘俩也是个保证。

　　我们街道办特别热心，想帮我办低保，我当时已经没法工作了，妻子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有低保的话我们一家三口每人1300块，一个月就有3900块，太重要了。

　　但低保要求一家三口都得是深圳户口，街道的人也有心无力。

　　新京报：当时你是租房住的？

　　吴树梁：房东知道我得病，怕自己的房子里死人，想方设法赶我们走，妻子瘦得跟竹竿一样，折腾了一个月，才找了个不太理想的地方住，特别狼狈。如果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户口，就能申请廉租房，但妻子的户口卡在那里。

　　我还比大多数人幸运些

　　新京报：所以解决妻子的户口异常迫切？

　　吴树梁：一个男人有了家，就不能单想自己。拿到户口，我没什么时间去高兴，赶紧查相关规定怎么把儿子和妻子的户口迁过来。癌症的事情让这一切更加迫切了。

　　儿子的户口在2013年10月迁入深圳。但妻子的就没那么容易，去年4月，深圳的政策调整，配偶随迁入户的年限由两年变为三年，就是说如果我活不到明年6月，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新京报：在拿到户口之前，想过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吗？

　　吴树梁：儿子2004年出生，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地攒钱，盘算着有天买了房子，就能通过积分入户的方式落户。但后来房价疯涨，这个念头就破灭了。

　　新京报：有没有找过落户的相关部门，有特批的可能吗？

　　吴树梁：找过，但是规定就是规定。至于特批，前两天《广州日报》关于我的报道出来后，这边公安机关说要考虑特事特办，但后来我辗转听说这个口子他们还是暂时不敢开，因为一旦开了，以后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各有各的难，怕收不住。

　　另外就是我协警的身份，当时虽然工作关系隶属保安公司，但是我工作地是在派出所，如果给我开口也担心外界的舆论不好。

　　新京报：因为户口生活有了很大反差，会觉得不公平吗？

　　吴树梁：私下里跟老乡吃饭也会抱怨一下。但相比很多来深圳或在其他大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我比大多数人要幸运。有很多在这个城市里呆得比我久的人，一辈子也拿不到这个指标。拿当时我们保安公司来说，二三百人提出申请，最后只有四五个人拿到，我当时已经超龄，能拿到真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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