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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周永康在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上强调，不断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5月9日，审判长宣布赵作海无罪释放，赵作海失声痛哭。资料图片《大河报》供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规定明确，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五部委负责人就两个“证据规定”答问】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刑讯逼供取口供不作证据

规定明确，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比如：没有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笔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不具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等情形，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解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名誉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表示，之前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禁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暴力肉体摧残或者精神折磨以获取口供。但是这么做获取的供述，其法律效力如何，法律规定得不明确。这次明确规定上述非法证据在定案中予以排除，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这在刑事诉讼法中叫做程序的制裁措施。

死刑案确立证据裁判原则

规定第一次明文确立证据裁判原则。规定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对存疑的证据不能采信，确保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解读】樊崇义表示，长期以来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一种理念，但在实践中在“事实”的认定上并不统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一个东西，你说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在办案中，有的凭经验办案，有的以社会反响和群众反映办案，还有的以领导意见来决定，这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这次规定明确提出了证据裁判原则，以证据为根据，由证据来裁判。

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

相关法律规定，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证据确实、充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死刑刑罚具有不可逆转性，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最严，以确保判处死刑的案件万无一失。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予以细化：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强调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唯一。

【解读】樊崇义表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原则性的规定，什么是“清楚”和“充分”，在理解和执行上有不同的理解。规定统一了判处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使标准明确，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和使用。

证人的推测不能作为证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排除意见证据的规定，此规定确立了意见证据排除规则，即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

【解读】樊崇义表示，意见证据规则规范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法律需要的证人证言是，他看到了什么，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等，就是我们所说的“七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何因、何果）。证人提供的意见不能说明案件的实施构成要素，比如证人说，“我认为他是个贪污犯，或他看起来像个贪污犯……”这只是他个人的判断，但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明确意见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规范证人如实提供证言。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单人取证等行为应补正

现有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因其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且未规定相应的操作程序，致使排除规则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法律规范应有的功能。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范围、内容、过程做了细化，尤其强调程序规范。

规定主要是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操作规程作出了规范。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违法，如以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程序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规定第1条、第2条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对于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践中一般均应补正、完善。

【解读】樊崇义表示，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取得的口供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这是要坚决排除的，违反规定单人取证属于取证程序上有瑕疵，可通过补正、完善，不一定都排除。

启动调查需要说明原因

规定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规定提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虽然控方承担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是，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

【解读】樊崇义表示，对这一点要分两方面看，一是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是被告人的一种权利，比如一个人在被打后做了供述，在法庭上当然有权利提出来，他提出来之后应该说明为什么证据不合法；另外有些人不负责任地乱讲话也不对。你既然提出来就要负责，但是被告人不应负举证责任。

首次规定警察出庭作证

规定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规定第7条明确规定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这也是重要的新的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解读】樊崇义表示，讯问人员一般是指担负侦查权的警察、检察官等，在我国以前没有警察出庭作证证明证据是否合法，这次明确规定了，在我国是一项创新。

■马上就访：规定让司法实践更具操作性

樊崇义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刑事案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尤其是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两个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范围、程序等都做了详细规定，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对办案机关来说，办理刑事案件要更稳、更准、更狠，其中“准”是核心，两个规定让司法实践更具有操作性，许多以前的原则性规定有了实践标准。两个规定明确了实体性规则，也明确了程序性规则。其中最大的意义是体现了程序价值。实体公正要靠程序保障，司法公正要靠程序合法来体现。

■以案说法：赵作海案

1998年2月，河南商丘村民赵振晌被其侄子报案称失踪。一年后，当地发现无名尸，公安机关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刑拘。2002年12月，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经复核，该死缓判决被核准。2010年4月，“死人”赵振晌回到赵楼村，赵作海案得以逆转。今年5月9日，赵作海被释放。

樊崇义教授说，赵作海案及更早的湖北佘祥林案等都是冤假错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并不是因最近的赵作海案才发布，这两个规定早在两年前开始调研和征求意见。但赵作海案对理解上述规定有参考价值。

赵作海案在证据上有重大缺陷，最严重的是被害人尸体的辨认。无名尸体怎么被认定成是赵振晌，需要证据支持，没有坚持做DNA技术鉴定这是一个失误。如在办案中，严格执行上述两个规定，才能把好证据关、程序关等，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京华时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王丽娜 于杰)

同题报道：两高三部联合发文 六种证据禁用于死刑案定案

1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没有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笔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

2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

3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

4作出鉴定结论的鉴定机构不具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或者鉴定事项超出鉴定机构业务范围的

5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

6不能反映原始物证、书证的外形、特征或者内容的复制品、复制件

证据与法规之进程

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其中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

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分别作出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

1999年、2004年宪法修正案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

2007年3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

2010年5月30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发布《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称，“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这两个规定是全新的，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意义解读：刑事证据采集制度创新 赵作海式悲剧有望终结

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称，“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这两个规定是全新的，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而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也在《法制日报》上表示，上述两个规定对刑事证据收集、审查、定案等各个环节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程序的救济和制裁上完善了法律体系，也完善了我国刑诉法的立法框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从粗放走向精细的一项重大举措。

一名资深刑辩律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中国有类似“命案必破”的传统，这样一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隐瞒重大罪案；二是张冠李戴，草草结案。而近期发生的赵作海案，法学界和法律界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糊涂案，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按照规定程序来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