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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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理查·基尔（上图）与莎朗·斯通等电影明星，正是西方电影节政治游戏的活棋子

　　一个是 带有强烈“疆独”意识的电影，一个是在西方知名度不大的墨尔本电影节，二者一旦发生联系，引起的是中澳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强烈反应。

　　一些西方组织和媒体，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对许多事实选择性失明，这些已经偏离的镜头带来的后果，是对普通观众不负责任的误导。事实上，在西方的各大电影节和电影院线里，中国电影和华人身影并不罕见，其中政治性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内容尤为得到青睐——这缘于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感，对神秘宗教的原始崇拜，以及无法抹净的意识形态偏见。

　　电影节难摘有色眼镜

　　政治因素是电影节组织方在选片的过程中绕不开的敏感话题。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的入围名单中常会出现某些华语电影或涉及中国现状的电影。它们虽然能在欧洲面世，却无法在中国正常公映。西方电影节对此类题材电影的偏爱，并不是他们标榜的艺术追求那么简单，而是使用了与对待本国电影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宣扬本土民族融合、文化包容的同时，有些电影节却在假借艺术的外衣，为政治立场做仆人。

　　从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戛纳电影节所享受的“待遇”，即可见窥见西方电影节的“政治”态度。1990年张艺谋的《菊豆》在戛纳放映后广获好评，据当时在场中国记者说，张在记者招待会上只要说几句“政治正确”的话，就肯定能拿奖，但张拒绝了。1998年他的《一个都不能少》再次因没有申明政治立场而落选戛纳。将近20年后，一部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颐和园》尽管未能按时报名，却依然破例入围戛纳——事实证明，时间在向前，而欧洲电影节的政治品位却始终如一。

　　墨尔本电影节的影响力远不如欧洲三大电影节，它的地域局限性和规模限制了入围片的质量。组织方执意选入描写热比娅的电影，甚至不惜放弃贾樟柯等著名中国导演更具艺术性的作品，其目的早已不是电影本身——在特别的时期，此类影片带有的政治敏感能挑起媒体的关注度，而一些政客和团体的推波助澜则让电影节成为世界性话题……组织者为了旁门左道，反而挤掉了那些真正具有含金量的电影作品，这无疑违背了电影节的初衷。

　　西方电影喜欢包装“藏独”

　　西方国家经常在艺术与政治上含糊其辞，许多标明描写人文、历史的影片，其背后也有创作者早已预设的政治倾向。这些年来，西方电影掀起的一股“达赖热”就是例证之一。

　　前不久，又一部反映达赖生平及思想的西方影片上映。这部名为《达赖喇嘛复兴之路》的片子把达赖塑造成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此外，《小活佛》、《达赖的一生》等西方拍摄的影片都无法摆脱其片面的政治预设。美国投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拍摄的《西藏七年》，则是站在一种偏颇的角度来看待西藏地区的文化发展，依照达赖的一面之辞来向西方观众歪曲当年的西藏和平解放，颠覆了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基本事实。

　　总之，西方的“达赖电影”大多把达赖塑造得“高、大、全”，而把偏见性的镜头对准了中国。

　　而其他一些西方电影里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歪曲也不罕见。好莱坞演员理查·基尔主演的《红色角落》，整片都在批评中国的司法体系，明显地影射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杜撰出西方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臆想。这种重复千遍的偏见，也是来源于西方媒体对东方一贯的片面报道。

　　西方明星屡碰政治底线

　　不单单是电影作品如此，西方的电影明星们，也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发表些自以为是的评论。好莱坞影星莎朗·斯通在去年戛纳电影节的派对上，针对“西藏问题”和四川地震的恶语，激起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愤怒，最终受辱的还是自己。

　　洛杉矶影评人士海梅·希门尼斯曾经谈到西方电影界“干预别国内政”的现象，他指出，一方面美国一些媒体及政客不可能客观评价中国，同时好莱坞艺人本身也缺乏了解中国的渠道，这就很难避免他们在处理跟中国有关的问题时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

　　其实，好莱坞参与美国的政治运作早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大景观。而国际反华势力也借此把这些影星们当作打人的砖头。

　　理查·基尔就常在公开场就“西藏问题”发表一些耸人听闻但又颇为可笑的论调。这个好莱坞演员同时是“西藏问题国际运动”的主席，总是“卑恭地”自称是“达赖的学生”，频频借所谓人权、西藏等话题向中国发难，充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事实上，对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每个中国人都抱有贾樟柯导演所说的“朴素情感”。如果西方导演能够把陈旧和扭曲的有色眼镜丢进大洋里，开放的中国当然欢迎他们带着记录真实的摄像机来到中国。但是，如果要靠政治歪曲和杜撰奇观来吸引票房，在如今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只能是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