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父亲吴永正心急火燎地赶到北京。

“我怀疑吴英是受到外界压力而被迫更换律师，我们又无计可施。”吴永正说，他担心突换律师背后另有隐情，因而担心吴英未来命运。

4月30日，《华夏时报》以《突换律师吴英案再起波澜》为题报道了吴英案发回重审后的最新进展。4月29日，吴永正紧急赶往北京。5月3日，他前往全国人大信访局，要求监督浙江省有关方面公开审理吴英案。

“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但官方不希望北京律师深挖案件，或不满意后者通过公开案件审理情况向司法机关施压应为最有可能的原因。”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律师说。

当地律师要独立办案

吴永正的突然上访源于吴英案重审阶段冒出的更换律师事件，他认为吴英受到了外在压力而被迫为之。否则，很难解释吴英在命运转折当口将鼎鼎大名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变更为浙江百畅律师事务所年轻律师吴谦，而后者鲜有刑辩经验。

吴永正告诉记者，进京前他曾面见吴谦律师，对方曾口头应允在会见吴英时由原来代理案件的北京律师杨照东或张燕峰陪同会见，但几天后即生变。吴永正转述，吴谦律师称要独立办案。“可能她受到压力而改变了主意。”吴永正说。

“她哪能独立办案啊？”吴永正毫不隐讳自己的不满。资料显示，吴谦的业务专长为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劳动人事合同方面的诉讼，而缺乏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经验。据他透露，吴取得律师从业资格的时间很短。

一直被媒体忽视的细节是，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吴谦律师，此前一直接触吴英案，并非“半路杀出”。吴永正透露，按照金华看守所的惯例，会见当事人须有两位律师在场，而此前代理吴英案的杨照东和张燕峰律师均在北京，为节省成本，通常只安排一人前往会见。为此吴家每次会见时都聘请在金华执业的吴谦陪同，因此吴谦曾多次陪同会见吴英。

吴永正的质疑来自于对浙江金华中院的不信任。他说，吴谦是接到来自金华中院张法官的电话才知道吴英希望委托她代理重审案的，而且随后由这位法官陪同会见了吴英。“其一，张是判吴英死刑的一审主审法官；其二，他们会见吴英后未通知家属，直到北京律师过问才告知，吴英已经另行委托律师并完成会见，很不正常。”吴永正说。

5月4日上午，《华夏时报》记者致电涉事法官张昌贵，对于吴英是否受到压力而更换律师一事，张昌贵以“不存在这种事情”作答。对于记者的追问，他建议记者联系金华中院办公室，自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意在控制炒作？

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吴英案原代理律师张燕峰分析，吴英在案件重审阶段更换律师有多种可能，一是为节约支出，因为委托本地律师可以减掉北京律师往返浙江的差旅费；二是吴英受到外界压力影响，被迫更换律师。

吴永正倾向于吴英受到威逼利诱而更换律师。他说，在狱中的吴英虽然能看到最高法院的裁定，但不一定能充分理解其中含意。“如果有人以继续判她死刑施压，而以不请北京律师就判死缓或无期相诱惑，对法律并不精通的吴英可能会改变主意。”他说。

张燕峰律师也备感蹊跷。从熟悉案情角度而言，他和杨照东律师显然比吴谦更了解，北京律师陪着会见，更方便后者了解案情，也是正常的案件交接，为什么不允许陪同会见。“我们也怀疑是有关部门的意思，他们希望不要让北京律师介入。”他说。

北京市珺山经纪事务所经济顾问胡玉勇认为，案件接下来可能涉及到民事部分，比如吴英资产处置、债权债务清偿，涉及面较广，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当地律师在保守机密方面会做得更好，而北京律师则不然。

王才亮进一步分析，当前律师执业由当地司法局管理，因此一般认为律师受当地政府管理，外地律师则不受当地牵制。“一些经济类案件往往存在很多不宜对外人所讲的秘密，外地律师说话很粗，而当地律师一般较克制，也相对保守秘密。”王才亮说，最为重要的是，外地律师可能为当事人利益或追求影响力而深挖案情，所以当地司法机关更希望由本地律师代理。

“说直白点，外地律师可以借舆论炒作，推动案件审理公开化，而本地律师则不会这样做。政府当然不希望炒作。”王才亮说，在他从业数十年间，类似于吴英案临时更换律师的情形并不鲜见。一般逻辑是，有关方面希望通过当地可以“控制”的律师，间接影响当事人，将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控范围。

吴英之妹吴玲玲说，吴英在行事上果断干练，很有主见。此番变更律师，并无征兆，较为罕见。她回忆说，在二审结束后，家人一直未收到吴英的信件。在此期间，一位与吴英关系较近的债权人收到其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让其帮忙存钱，并问家人为何不给她写信。

吴玲玲对记者说，事实上，收到那封信之前几天，家人刚刚给吴英账户存了钱。“我们觉得吴英的信被扣押了很长时间，这很不正常！二审至今，家里仍未收到吴英哪怕一张明信片。”吴玲玲说。

而另一件不正常的事是，自2011年11月会见吴英后，家人和律师已有5个月无法与吴英见面。

“我们现在无计可施！”张燕峰5月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很无奈，外界质疑吴英更换律师并非发自内心，而苦于无法会见的家人和律师找不到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