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下午，一市民骑车经过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门口。本报记者 来扬摄

8月20日，费斌（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走到河北省武安市第五中学的门口，看到校门前围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还有保安在把门。他挤过人群，径直走进校门，然后来到右边的“体艺楼”前，在靠左手边第一个教室的门口，他又看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

费斌心里很清楚，这些人跟他一样，也是来办调令的。

8月19日，武安市教育局进行了人事变动。当晚8时许，市委副书记郝文明等人宣布，该市交通局原局长祁有山接任已在教育局局长职位上待了12年的冯云生。

然而，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冯云生在离任后，并没有选择静静地离开，而是利用手中已不存在的权力，签署了大批调令，将数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且在离职后的第二天，让武安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杨淑斌（一为杨树斌，电话表及多处资料上显示为杨淑斌）、工作人员彭为民等3人在武安市第五中学现场办公，办理调令。

包括费斌在内的几位人士都表示，在办理这些调令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腐败行为，而且形成了比较一致的“价码”。

网帖称教育局局长退休后仍在批调令

这个消息初现于网络论坛中的一篇爆料帖。

8月下旬，一篇题为《最牛教育局长惊现武安，退居二线前一天一夜签署调令150多》的帖子,在国内各大论坛流传。帖子称：“最近河北省武安市正在进行局级干部人事调整。教育部门也属于调整之列。当教育局局长冯某得知自己被列入退居二线前一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招（原文如此，应为“召”——记者注）集人事科和财务科人员加班加点，通宵达旦，仅签署调令就达150人之多。”

帖子还称：“有的农村学校因一次调动教师太多，孩子们课程都没法正常安排，有的城里学校虽已严重超编，现在是越加臃肿。”

帖子直指这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安排1人要价5万至10万元，有钱户甚至达到20万元，进城要5万至8万元，找市里领导的关系也得给他2万至5万元。”

帖子发出后，广东《新快报》9月3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报记者向武安市教育局人事科和计财科求证，得到的却是否定回答：“网上都是瞎掰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有这样的调令。”

报道中说：“武安教育局确实出现人事更迭，冯某也确实离任，如此巧合，仍令网友质疑不断。”报道期待“官方声音平息质疑”，“让大家知道真相”。

然而，10多天过去了，社会公众和舆论所期待的真相却迟迟没有得到展现。相反，反映问题的帖子却不断涌现。在百度吧中的“武安吧”，记者看到，连日来，网友所呈现的相关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最牛局长的最牛别墅”、违规安排不符合学历要求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等材料不断涌现。

但与此同时，删帖现象也很严重，不少网站上反映此事的帖子都遭到删除。

真相究竟怎样？

疯狂的调动

“人事任免为什么在晚上8点宣布，而不是在常规工作时间宣布？”说起8月19日的人事变动，武安市教育系统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说，这是因为在当天，武安市市委书记组织召开会议，作出了对多个局级单位一把手变动的决定，“可能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才决定当天宣布任免结果”。

这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涉及财政局、交通局、林业局、教育局等多个部门，等到来教育局宣布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8点多。“是在教育局4楼宣布的，各科科长（教育局为科级单位，各科科长实际为股级——记者注）参加了会议，科员们没有参加”。

该人士透露，人员任免决定宣布前后，教育局的院子里已经聚了不少人，“都是听说了任免决定后，来找冯云生办事的”。

多位人士指称，人事任免决定宣布后，原局长冯云生先是离开了教育局，后又回到教育局，一直弄到凌晨两点多。其间，他指示人事科科长杨淑斌将教育局的一批借调人员安排妥当。主要去向为教育局直属部门，如成教中心等。

据了解，这批人员是教育局出于写公文等需要，长期以来从农村学校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单位借调的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虽在教育局工作数年，人事关系却一直留在原单位。

知情人士透露，任免决定宣布后，有不少想从农村调入城市的教师来找冯云生，要求签署调令。

这些人得到的答复是，第二天在武安市第五中学办理手续。

8月20日，费斌来到五中，五中门口熙熙攘攘的阵势让他颇感惊讶。“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三百人。”费斌告诉记者。然而，当他走到办理调令的那间教室后，门口人群的汹涌景象再次让他吃了一惊。

他说，这些人并非都是来办调令的，其中有不少是“托”。“没有关系是办不成的，所以每有一个人来办，就至少有一两个人陪同他过来办。”费斌说。

费斌在里面看到了很多熟人。“90％都是熟人。大家都知道来干什么了。”

他说，教室门口由五中的办公室主任等人把持。他进去后，看到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杨淑斌、人事科档案室工作人员彭为民和一个姓韩的小伙子在操弄这件事。桌上放着几个本子，办事的程序是，先跟杨淑斌说，然后到彭为民拿着的名单上查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如果有自己的名字，就开具调令，让教师回到原学校去办理财务清单，签字回来后再开调入介绍信。

在办公现场，他看到杨淑斌不停地打着电话，听对话应该是在请示谁能办，谁不能办。费斌说，他虽然没在现场看到前任局长冯云生，但见到了车牌号为“5J696”的广州本田车，那是冯云生的座驾。

教育系统的另一位内部人士证实，20日晚10点多，他散步经过五中校门口时，也看到校门口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他在现场也看到了几位办理调令的熟人。

调动规模到底有多大

如此大规模的人员调动，给武安市的教育系统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记者找到武安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杨淑斌，他先表示愿意提供材料证实这次人员调动的规模，但随后又说采访须经过宣传部门批准，因此拒绝提供数据。

但他承认，开调令是原局长冯云生的意思，“工作要有延续（性）”。他并没有向新任局长祁有山汇报，新局长当时并不知情。

网上之前流传的帖子称，新任局长祁有山于8月19日晚与冯云生进行交接后，只收回了财务章，却没收回人事章，致使冯云生等人有操作的空间。

祁有山在电话中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他在19日接任以后，20日即回到交通局处理交接事宜，因此，财务章和人事章都是在21日才接管的。但他不愿意回应这一过程的详细细节。

杨淑斌表示，农村教师每年都有调到城区学校的情况，尤其是近几年来城区学校规制（原话如此，即规模和编制的意思——记者注）在得到扩充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至于调动的条件，首先要由教师自己申请，此外，还要求申请人在农村学校待满3年，并且符合调入学校的要求。

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透露，因为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不一样，从农村调到城里特别难，一年能调几十个就很多了，像今年这样大规模的调动非常少见。

有网友在“武安之窗”论坛的“武安教育”版上留言说，“动荡太大，以至于好多乡镇连正常的教学都开展不了。城里校长头晕了：分来这么多爷爷奶奶可搁哪呀。乡镇校长更蒙了：不是这班没语文（教师），就是那班少数学（教师），所有能用的都用上了，可还有一堆课没人上。”

也有当地教育界人士向记者表示，有些中学，总共十来个老师，一下子调走四五个，这哪行？

由于教育局不愿证实此次调入的规模，记者对一些乡镇学校的调动情况进行了调查。

北安乐乡教育办校长陈华杰证实，该乡今年有4位教师调入城区。伯延镇教育办校长杨立君证实，该乡为7人。矿山镇刘少华校长证实，该乡为15人，但都为支教教师。

知情人士透露，这次的调入，活水乡和石洞乡各8人左右，贺进镇、团城乡和西寺庄乡各为10人左右。

一位拿到调动手续的人士表示，他的编号已在140号之后，但他还算是办得比较早的，他所透露的总数在180人以上。

但在杨淑斌看来，这样的调动不会给乡镇学校带来师资不足。他说，有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有些学校本就超编，教师调走后编制数恰好够；二是有些超编的乡镇可以把多余的教师分流到缺编的乡镇。

大同镇教育办公室校长牛保增介绍，也有一部分教师从城区的学校来到农村支教。

多位校长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存在师资不足的现象，通过以上途径可以解决教师短缺问题。

但一位教育系统内部的知情人士透露，教师不断地调入城区，使城区的部分学校人满为患。

武安市有关部门提供的今年2月的数据显示，全市万余教职工中，有约一半的教职工分布在城区，城区教职工数量5300余人，而21个乡镇及所在乡下直属校在编人数加起来有4900余人。由于市内教职工太多，从而造成大量人浮于事的现象。

他透露，师范附小600多名学生，有近60位老师；第二幼儿园有90余名教工；第三中学有350余名教工，实验中学有250余名教职工，都存在严重超编现象。此外，古楼、白鹤观、北关、十中等学校都存在超编现象。但这些数字尚未获得有关学校的证实。

网上的帖子显示，“实验小学调进39人,师范附小调进20多人,十中五中均调入40多人。”除师范附小调进的人数被纠正为19人外，其余数据均得到了教育系统内部人士的确认。

记者打电话向实验小学校长李便琴寻求证实，她表示，只有经过教育局许可，她才能接受采访。

突击调动背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

据武安市政府门户网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武安市总人口为75.6万人，现辖22个乡镇、502个行政村。

武安市教育局网站介绍，武安市现有各级各类学校485所，教职工10816人，专任教师8446人，在校学生16.4万人。

据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透露，近些年来，农村教师人心不稳的现象非常严重，维持农村师资队伍的稳定已成了教育部门的重要议题。

大同镇教育办公室牛保增介绍，该镇每年都会有几个教师进城。这些教师进城的心情很迫切，有些是因为城里有亲属，有些是经济上达到了可以在城里买楼的水准，就会考虑往城里走。“这样的调动肯定会对农村的师资稳定产生影响。跟城里比，缺教师的肯定是农村，而且，骨干教师被城里挖走的现象也很普遍。”

然而，教师调动的权力掌握在教育局手里，谁能调动，谁不能调动，都要由教育局决定。

教育系统内部人士透露，不仅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包括每年本科毕业的师范生进教育系统和代课教师转正，也得通过教育局，“这就为可能的权钱交易提供了空间”。

他还表示，多年来，教师调动从未经过局务会讨论，也没有向社会公开过。

突击调动给了当地一些人猜想空间。是否存在权钱交易，记者得到两种不同的说法。

费斌说，调动要花的钱，“都是明价，已经好几年了”。

他介绍，一个教师从乡下调到市里，多数是需要花钱的，如果市里的领导或其他局的局长打招呼，花3万元就够，如果没人打招呼，至少得5万元。

他证实，他所知道的一个调动，花了4万元左右。

对于为什么要在教育局原局长卸任后办理调令，费斌说，这次宣布非常突然，让被免职人员没有心理准备，只得仓促行事。他分析，这些事是不能不办的，“送了钱不给办，办成了没人说，如果不办……”，“这些老师的钱也不容易，尤其是乡下老师，每一分钱都是牙缝剔出来的，他们除了工资还是工资”。

但杨淑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调动过程中，“绝对不可能存在权钱交易”。他说，调动的单子都由原局长看过，而且“往年调动的人数要比今年多”。

记者尝试与冯云生取得联系，但拨打他的两个手机号码，一个关机，一个被转到了秘书台。

拨通他家里的电话后，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表示他还没回家，随即挂断电话。

9月15日19时许，记者先后拨打了武安市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及纪委书记的电话，但前者的电话被转移到市委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那里，他声称不清楚此事；后面两人的手机多次拨打皆无人应答。

至少两位曾在相关事件中送过钱的教育系统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如果纪委介入调查，他们愿意站出来作证。

本报将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

本报武安9月15日电

查查“突击”现象背后有无腐败问题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一些现象总是在生活中反复出现。据当地媒体报道，2008年10月17日上午,河南夏邑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召集全局干部大会，分两批宣布了局机关及下属有关单位的一份人事任命名单，其中第一批37人、第二批61人。可3天之后，该局长即退到二线。而本报今天报道的也是一位教育局局长，同样是“突击”，不同的是时间、地点和“突击”的内容：河南这位局长是在即将卸任前，河北这位局长是在被免职后；河南这位局长突击提拔的是干部，河北这位局长突击调动的是教师。

2006年，河南省商丘市某区委书记换届前突击提拔调整了94名干部；2007年3月,山西省侯马市公安局局长张小宁违规突击提拔了92名中层干部；甘肃省甘谷县县长离任前突击调动115名领导亲属……网上一搜索，类似“突击调动”、“突击提拔”、“突击调整”、“突击进人”的案例数不胜数，与此同时，有关严禁这类“突击”现象的通知、规定的网页也是数以千计。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河北武安采访时，接受采访的当地人士怀疑突击调动背后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甚至至少两位曾在相关事件中送过钱的教育系统人士表示，如果纪委介入调查，他们愿意站出来作证。笔者建议，这应引起纪检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在查处这一突击调动行为的同时，查一查背后有无权钱交易腐败行为。

笔者注意到，“突击”案例的查处结果大多是签发的文件作废，责任人受一个处分，最轻的是警告，最重的是被撤职。不能说每一起“突击”案例背后都存在腐败问题，但如果绝大多数“突击”案例背后没发现权钱交易行为，只能说有的案件查处还不严，还不彻底。正因为违纪成本低，这类“突击”现象才屡屡发生。

如果有关部门认真调查过了，没有发现腐败行为，在让公众信服的同时，同样是给当事人一个清白。

各地“突击”现象一览

河南

2006年8月，中央组织部接到反映河南省商丘市某区委书记换届前违反程序，突击提拔干部的举报后，作为立项督查件，立即转河南省委组织部查核。经查，该区委书记在换届前4次主持召开常委会，未经考察、任职资格审查等程序提拔调整了94名干部。河南省委和商丘市委给予责任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了违规的干部任职决定。

河北

2006年3月，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召开书记办公会，酝酿免去高东辉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委书记职务。次日，高东辉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提拔和调整了283名干部，其中与乡镇党委换届无关的88人。同时，在未按规定进行研究和报上级编委审批的情况下，决定设立县规划办公室和主任、副主任人员安排。高东辉最终遭撤职处分。

山西

2007年3月，山西省侯马市公安局在既没有拿出提拔方案向上级部门报批，更没有向干部主管部门请示，也没有向侯马市委主要领导汇报的情况下，召开局党委会，调整提拔干部92名，当天下午和次日上午，对84人的任免事项进行了突击宣布。随后，侯马市委责成公安局撤销这次干部任免决定，所有调整人员一律返回原工作岗位，并对相关人员作出处理。

甘肃

2006年7月，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县长杨永晖在离任前突击进行了115人的人事调动：10天之内使县里一批领导干部和退休干部的亲属吃上了“财政饭”，一批教师和医务人员圆了进城工作梦，其中有甘谷县政协主席的妹妹、政协副主席的妻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妻子、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儿媳等在任和离退休领导干部的亲属共13人，他们调动前的身份有全民工、集体工、合同工和干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