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资料图片）　

    目前，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正在集中进行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地方党委集中换届，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为确保换届工作顺利开展，在今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明确提出，今年地方党委换届，要切实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跑官要官”行为和选举过程中的各种违纪违法的非组织行为。1月23日和7月19日，中纪委和中组部两次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这在我党的执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举动。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以此次换届为契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遏制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件打出“组合拳”

    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总是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领导班子调整的机会大肆“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专家指出，组织人事操作中产生的腐败更能动摇和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为了保证此次地方党委换届顺利开展，今年以来中央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一是坚决维护组织人事纪律，高调通报“买官卖官”等案件。今年1月23日，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四川、黑龙江、山西、云南、河北等地发生的六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件，这是中纪委、中组部历史上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时隔半年后，中纪委和中组部于7月19日再次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原陕西省商州区区委书记张改萍“买官卖官”等七起案件的查处情况。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发布会上强调，各级纪委和组织部门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和执纪力度，进一步严肃换届人事工作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二是把今年巡视工作的重点锁定为地方党委换届。5月31日，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全国省（区、市）巡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巡视机构要把严肃地方党委换届组织人事工作纪律作为巡视工作的重点，主要巡查各级地方党委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党章、《干部任用条例》等法规制度和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否尊重和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是否严厉查处违反换届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广大党员干部是否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各级组织部门是否在换届工作中切实负起责任等，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地方党委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是密集出台相关文件，构建干部人事制度体系。在去年12月中旬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提出了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的11条措施。今年4月，中组部以这11条措施为主要内容，制定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为做好这次换届工作，中央还集中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5个法规文件。另外，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还发出《关于在地方党委换届工作中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律的通知》，要求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保证地方党委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近年来几种“买官卖官”案典型分析

    近年来，官位买卖的恶性腐败案件屡见报端，从“官帽批发商”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到“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再到最近查处的陕西省商洛市原市委常委、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受贿案，其性质之恶劣足以令人震惊且愤怒。对这些典型案件分析发现，有三种趋向最值得我们关注。

    最大胆的卖官案——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掌握实权就搞“官帽批发”

    武保安在翼城主政的短短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耐人寻味的是，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风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武保安“卖官”有其固定“程序”：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游讲索贿、提高要价，选择时机、反复受贿，论贿行赏、以贿定官。他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长，等待来者上钩。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使集体领导沦为虚设。

    近年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重灾区”，仅在安徽就接连有定远县县委书记陈兆丰，颍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涡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剖析武保案这个腐败切片，“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的病根触目惊心。

    最隐蔽的卖官案——陕西省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

    被百姓讥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卖出了27顶“乌纱帽”。值得注意的是，张改萍在卖官过程中，钻了陕西省干部制度改革的空子，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买官卖官”之实。她卖官的时间从2000年直到2005年，几乎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行相平行。在任期间，她对干部工作“常抓不懈”，甚至在被“双规”之前不久，还在“积极探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严格对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考核、程序、范围、内容以及评定的标准”，要“使干部管理走向规范化和合理化”。在卖官过程中，张改萍并不总是“一言堂”，而是善于“运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多万元送给张改萍。张改萍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陈某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

    相较以前的同类案件来说，张改萍假改革、真卖官，把“买官卖官”交易程序化、合法化，其行为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给我们的反腐工作增强了难度，也敲响了警钟。

    最令人震惊的卖官案——马德案查出“卖官腐败链”

    2005年年中，被称为“新中国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在北京一审宣判：因收取17人贿赂603万余元，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不仅如此，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也被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其中，曾向马德行贿50万元买官的黑龙江绥陵县原县委书记李刚被判处无期徒刑。此案还牵涉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

    在马德案中，一方面，上级组织部门“不作为式”的庇护“买官卖官”的行为，使得马德可以向省委组织部领导进一步谋求在绥化的官位经营权，曾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韩桂芝、任省人事厅厅长的赵洪彦均牵涉其中。另一方面，一些县级官员高价向马德等买官，然后通过收取下面科、股级官员的贿银来弥补，更低级的官员财源则来自横征暴敛，于是形成了可持续的现金流。这使得上下游市场通过卖官者实现了“沟通”，“买官卖官”从一种偶然交易逐步演变为标准化交易的市场，最终形成了“卖官腐败链”。

    以换届为契机 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买官卖官”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说明一些地方在落实《干部任用条例》中还存在不到位、不扎实的问题，还没有与制度建设、体制建设等结合起来。其核心问题在于干部任用方面缺乏民主作风、选人用人方面监督管理不到位。据统计，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近年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订的规范性文件已有2000余件，并陆续有新规出台。2002年7月，中组部就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发出通知指出，《干部任用条例》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从今年先后通报的十几起典型案件来看，虽然《干部任用条例》已经颁布了4年，在个别地方贯彻落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反有关政策和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用人失察，或者因为失职渎职导致本地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并且造成恶劣影响。

    有关专家指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深化；选人用人制度还并不十分完善，相关的监督也有待加强。当前，要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在选人用人上要扩大民主范围，要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意见。今后各级选人用人上要多走群众路线、畅通社会公众意志的表达渠道，要通过采取自下而上的推荐方式来避免在提拔干部时少数人说了算的坏作风，还可以防止出现跑官要官、卖官买官等腐败行为。中央最近颁布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增加了民意调查、民主测评、民主推荐等环节，各地要在换届中认真执行。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权力监督，构建起更有力的预防机制。当前，尤其是要科学界定“一把手”的职责权限，科学合理地对其权力进行分解和调整，防止把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于一人，构建“一把手”权力制衡机制。同时要加强对重点环节、重要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使程序成为权力违规运作不可逾越的屏障。特别是在行政审批、干部人事、财政资金运行及国有资产管理等权力比较集中、容易发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的重点部位上，必须加大管理和监督力度。要贯彻执行好中央组织部今年2月下发的关于干部监督的《意见》，把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培养教育、考察考核、选拔任用、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立健全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监督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为选贤任能和促进干部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根据中央的要求，此次换届要以落实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为重点，抓住提名、考察和选举等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发展党内民主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把扩大党内民主贯穿于换届的全过程。今年以来，中央已着手构建和完善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制度体系，包括前不久出台的5个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法规文件，对于做好换届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各地要以此为契机，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项规定体现到换届工作中，以选好配强领导班子、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增强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    

    县乡人大换届：更加尊重民意 让九亿选民作主

    瞭望：一次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深刻的实践已拉开序幕。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相关决定，从2006年7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全国（大陆地区）县乡两级人大将进行换届选举。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乡级人大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后，县乡人大首次同步换届，涉及2800多个县级政权和35400多个乡级政权，9亿选民将直接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进而由代表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国家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这次县乡两级人大同步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党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一次重要实践，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巩固政权基础、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劣迹一：“买官卖官”。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在商洛地区任职期间，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晋升职务、调动工作方面谋取利益，疯狂敛财100余万元。同样受到严惩的还有四川省凉山州委原副书记曹永葆    

      中央今年通报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   

官 员	前职位	案件情节
雷应全	四川省财政厅投资处原处长	共收受贿赂款13笔，受贿人民币153万多元，美金3.5万元，公司股票103万多元，以及价值5万元的商铺一间。
刘振树	黑龙江省鸡西市教育局原党委书记
邵建伟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	索贿、受贿折合人民币189万元；非法占有个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62万元；收受礼金28万元。
武保安	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	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检察机关扣押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元89591元。
尹黎明	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原副县长	授意他人贿赂人大代表使其参选成功，破坏选举。
刘二海	河北省邯郸市魏县	搞非组织活动。
张改萍	陕西省商洛市委原常委、商州区区委书记	收受28人贿赂共计106.9万元。
曹永葆	四川省凉山州委原副书记	收受贿赂152.3万元，另有107.4万元等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王富远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石湾镇原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部长	在2006年4月换届选举期间，为当选镇党委委员，给26名党代表多次打电话，并给其中的7名党代表分别送现金100元至300元。
汤亚军	湖南省衡阳县溪江乡武装部干部	于2006年4月中旬，因未被列为乡党委委员候选人考察人选，便同曾担任溪江乡党委书记的衡阳县交通局副局长彭友明，编造了乡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的问题材料并打印散发，造成恶劣影响。
鲁成礼	广东省吴川市原塘缀镇副镇长	在塘缀、板桥两镇合并为新的塘缀镇期间，通过宴请人大代表，并向人大代表送现金，要他们选举时投票选其为副镇长，并最终当选。
于玲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原副书记、区长	在即将调离舞钢市委副书记、市长岗位之际，擅自签批同意舞钢市31个事业单位突击进人105名。
唐尚成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在2006年2月区政协选举中，为自己拉选票，并最终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