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方说“大约有四五十人”

与杨根贵董事长的坦率相比，矿方的态度耐人寻味。10月26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煤矿的六层办公大楼，由于当天是周日，绝大多数办公室都上了锁。一间虚掩的办公室内，六七名工作人员在开会，记者推门而入，他们却对任何事情都表示“不知道”，也不透露值班领导或办公室、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经过一番努力，记者辗转获得干河煤矿内部通讯录。

听说记者希望采访李天智矿长，一名工作人员说：“这两天矿长忙得很，打电话肯定……这两天，矿长的心情不好。所以给书记打电话就行。”

“矿长为什么心情不好?”

“这两天矿上有点事儿。”

“是不是跟网上说的那事儿有关?”

“对对对，就那个。这两天做检查呢，我们矿长——给局里头报检查。你们都知道这事儿了?我知道网上有。”

“为什么要写检查，是因为瞒报吗?”

“你都看了吗，还要问?就是因为那个——没往上报。”

“那天来的记者多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一名保洁员则说，前一段时间的确听说来了很多记者，但自己只负责六楼清洁，并不知详情，不晓得负责人在哪个楼层，也不知负责人如何联系。

但记者很快发现她没说实情。记者尾随这名保洁员走到四楼，见她走入楼内唯一一间挂有“秘书”铭牌的办公室——此前，记者曾试着敲过这间办公室的门，无人应答。记者绕到窗户对面，隔着纱窗见到室内办公桌电脑前有一名男子。保洁员与这名男子交谈片刻后出门，恰好被快步赶来的记者迎面撞见，但她并不说话。记者不假思索立即推门，门已经上锁。记者多次重重地敲门，都无人应答。记者重新绕到窗户对面，仍可见到那名男子。记者冲他喊话、挥手，他手持烟卷，对着电脑，置若罔闻。

记者下至一楼大厅，向保安人员打探情况—从摄于9月25日晚的照片可以看到，前来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当晚便在此处的登记簿上留下了姓名，许多人填写的来访事由是“找李主任”或“找李国良”。

不过，多名保安均以“不知道”、“秘书都不在”为由回答了本报记者关于事故和“封口费”的询问，并拒绝提供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记者向他们留下电话号码，表示希望与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离开煤矿。

驶离干河煤矿大约20公里之后，记者意外接到了自称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他所告知的电话号码，确与该矿内部通讯录上的“李国良”对应。煤矿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国良上月刚刚调离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李国良在电话中也证实了他曾是办公室主任。

“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出了点事儿，很多记者去‘敲诈’?”对于这一问题，李国良在电话那端解释：“不算敲诈。来的媒体多而已。”

究竟去了多少记者?李国良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吧。”这一数字，少于戴骁军9月25日晚所目测的100多人的规模。

而那并非“封口费”发放的唯一一天。干河煤矿门口总有一些出租汽车在等活，据司机回忆，出事后的四五天内，来了不少记者“领‘封口费’”。一名司机还向本报记者多次强调并点出了两家电视台的名字。这两家电视台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香港，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

不过，本报记者无法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因为无法从干河煤矿拿到“封口费”发放名单。

同干河煤矿的矿工一样，这位司机也一再建议“上网看看”。

“安全的事儿，要瞒瞒不住，没有必要!”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这是大事，虽然你有责任，何必瞒报呢，没有必要嘛!你以为瞒过了就不处罚?照罚不误，不含糊，只能加大不能减小——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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