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近日，就周鼎的“自白书”引发高校青年教师共鸣以及广泛的社会关注一事，法治周末记者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请他谈谈对此事的看法。

       法治周末：周鼎的“自白书”引起了广泛关注。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熊丙奇：这主要在于他个人遭遇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高校都存在。
       老师首要的职责应该教书育人，但是现在大学考核定位出现了偏差。在考核过程中，学术研究成为主要的硬性指标，导致老师比较重视学术研究，而不是学生培养。社会舆论对此产生了不满，因为这样一来人才培养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障。
       这种情况其实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针对大学教学质量下降的情况，教育部出台文件要求重视本科教学，还曾经一度推出本科教学评估。但十多年过去，对教育教学的重视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反而对学术研究的重视达到更高的程度。
       周鼎的事情再次引起大家对大学“轻教学、重学术研究”倾向的关注，但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现在还很难讲。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是什么导致了“轻教学、重科研”？
       熊丙奇：首先，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更多的是行政治校。
       行政治校，学校领导肯定追求办学的政绩，教学显然是无法达成办学政绩的。办学政绩更多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论文的数量、发表期刊的档次乃至申请科研经费数量，都是马上能展示办学政绩的指标。
       老师在这种功利办学的导向之下，精力更倾向于用在学术研究上。而学术研究的管理制度又是以行政为主导。由于重视功利性的指标，很多时候学校重视老师有多少项目，而不在乎是不是开展了好的研究。结果是整个大学的办学、老师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都存在争夺资源的一种导向。在这个过程中，谁还关注教学？

       法治周末：也就是说，“唯论文是举”。
       熊丙奇：有人说这是学术标准，根本就不是。如果真正在乎学术贡献，那应该看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但现在不是看学术价值，而是看论文是不是发表，发表在哪个期刊。因此在评审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学校会要求你提供论文发表期刊的封面或目录，对论文本身看都不看。
       所以，学术评价变成了期刊评价，期刊不发表，就被认为没有学术水平。但期刊发表就没有问题了吗？比如版面费、代写论文、论文买卖。最终还是必须回到学术同行评价上来，学术同行评价是基于学术标准、学术贡献来进行评价，而不是用一系列行政性质的指标来对学者的能力和贡献进行考核。

       法治周末：考核的结果往往也决定了教师的职称评价。
       熊丙奇：职称评审本身就是行政主导的结果，它将职称和教师的待遇挂钩，在职称评审中掺杂诸多行政和利益因素。但按理说不应该有职称评审，比如教授本身应该是一个职务。某校聘请一名教师担任教授的职务，担任教授职务就是教授，不担任就不是教授。
       所以从根本上说，教授应该从职称变为职务，而从职称变为职务的过程，就是对人才的评价，从原来的官本位行政化的评价，走向以用人单位为主体的评价。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里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改变对人才管理评价行政化的倾向，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给用人单位更多的自主权，政府部门应该是起制定规则以及为人才评价建立更好的外部环境的作用。

       法治周末：上面说到的一些问题似乎环环相扣。应该如何破解？
       熊丙奇：其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都说得很清楚了。
       首先要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尤其是要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逐步取消学校存在的行政级别，真正把学校变成教育机构。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学校行政治校，那它注重的是功利的政绩，不可能从长远来看待办学。
       然后要推进学校现代治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要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学校教学、学术管理中的作用。学校对老师的考核评价，就应该由教授委员会来进行，而不是由学校行政制定标准并执行。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大家去关注办学质量。实际上，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现在推行起来很艰难。

       法治周末：艰难的原因是什么？
       熊丙奇：行政部门不愿意放权。学校建立现代治理结构，需要行政权向教育权和学术权放权，但是行政部门不放权，又怎么可能由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去推动呢？
       现在教育改革又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本来应该是全国人大主导，推动教育改革。任何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必须把改革方案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然后颁布，颁布要求干什么就必须干什么，如果不干就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没有建立这样的改革机制，所以一直是这样：出了问题大家呼吁，呼吁之后现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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