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境遇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思路由来已久。早年作为中国主要的规划经济区之一，被认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2001年，著名经济学家吴良镛提出“大北京规划”。2004年，各方达成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廊坊共识”。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到京津冀地区的协作发展得到国务院批复。随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问题写入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
今年2月、3月，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相继提及这一问题后，三地的“一把手”均在第一时间积极表态支持，并召开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
高层的重视，京津冀一体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产业转移也随之提上日程。
但是，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那次产业转移不同，这次，河北很可能会对像首钢、焦化厂那样的企业说“不”。
去年10月，河北省环保厅总工程师王路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从现在的经验看，承接产业转移一定要有准入条件，不是人家过来的就都要接。”
他认为，承接要有一个取舍标准，这个标准，需要考虑当地的产业基础和环境容量，而不能再单一地追求GDP的增长。
“对于河北来说，一味承接是不对的，一味拒绝也是不利的，我们应该做的是，重点吸引那些比我们的基础产业先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结合好我们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把好第一道关口。”
今年3月，河北省廊坊市市长冯韶慧也明确表态称：“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
《河北日报》也在近日发文提醒说，“当前，我省各地摩拳擦掌，准备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积极备战承接产业转移，都想到北京去捞金，都想先下手为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盲目性”，“我们应把与京津的对接重点更多地放在第三产业”。
但也有专家认为，北京不会对高端清洁产业轻易放手，转移出来的必然多数是低端污染产业，而因为机遇难得并且“狼多肉少”，“高污染企业全部被津冀各地消化只是时间问题”。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梁勇也承认，虽说原则上河北对于承接产业是可以选择的，“但相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其实很难选择，是一个很纠结的事。往往为了发展，增加GDP，为了工业振兴，很多县里边对这个事不太在乎，污染就污染，只要来我这能发展，有税收就行”。
转变
“过去中西部地区对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来者不拒，一味追求GDP，只要有产业来了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的理念和行为发生了变化，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积极性没那么高了，不仅追求GDP，还要求是绿色GDP，这是一种好现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张孝德教授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张孝德说，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在于北京得了大城市病，最严重的症状之一是雾霾，但这并非仅仅是北京的问题，而在于整个京津冀地区重化工产业过重。由于缺乏区域间的协调性，每个地方都在追求资本的增长从而导致产业的低端恶性竞争。
“一体化是要一个更健康、更持续、结构升级的一体化，而不是原有的那种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
张孝德说，现在一些地方动辄就说要承接高端，“问题是什么叫高端？不是大、强就是高端”。
张孝德认为，对于某些地方而言，一些低能耗、无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民生产业，在发达地区需要转移，放到中西部一些地区就很有优势。“有些地方政府就是不愿意要税源低的产业，哪怕是很好的民生产业，这种现象也值得关注。”
“京津冀只是中国区域产业转移进程中部分问题的缩影。”安邦咨询宏观经济研究员罗娟丽指出。
罗娟丽认为，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和加速工业化的机遇，但短期发展利益导致的却是长期被污染的恶果以及难以承受的高昂恢复成本。
但目前这样的大环境已发生变化，罗娟丽分析其原因说，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对于产业转移的政策限制逐步从严。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的环保压力一直在加大，这既源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法规规章的出台，也源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
前者如河北为治霾出台50条措施，更在今年开始实施“6643工程”(到2017年完成6000万吨钢铁、6100万吨水泥、4000万吨标煤、3600万重量箱玻璃产能削减任务)；后者的事例更是在近年来屡见报端，例如厦门、启东、大连等地的PX项目即因当地民众对环境染污的担忧而被迫中止。
谈到京津冀一体化下的产业转移，罗娟丽认为，“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可能并不会像过去一样被河北承接。
“河北的环境压力已经特别大了，这些产业如果真要转移，只能转向更偏远、对企业环境质量要求更低的地方。但我认为这仍只是权宜之计，生产转型和技术升级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罗娟丽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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