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 梅新育
习近平主席近日在谈到国企改革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不难看出，混合所有制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长久影响的探索。其关键，不在于分利，而在于动员闲置资金转化为资本而进入财富创造过程，在于将资本集中到能够最有效运用的主体之中。
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1955年至1970年间，美、日经济增长实绩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投资动员能力的差异；而所谓“中国奇迹”，也是建立在强大的投资动员能力之上。在此前一段时期，政府和国有企业对动员投资发挥了较大作用，在反危机时期其角色尤为突出；但我们不能冒政府和国企高负债失控风险，而指望其长期发挥反危机时期那样的作用。为了可持续地动员投资，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高峰的特殊时期过后，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热情，势在必行，而混合所有制正可望为动员民间闲置资金转化为资本提供一条投放渠道。
混合所有制更有希望将资本集中到能够最有效运用的主体中。许多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效率，通过混合所有制，吸纳民间资本，高效率的企业团队得以驾驭更多的资本，更充分地发挥其创造财富的潜力，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民间资本则得以分享优秀企业团队、品牌带来盈利机会。同样是通过混合所有制，许多有业绩、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得以借力国有资本一飞冲天。在实践中，无论是国企吸纳民企，还是民企引进国有资本，成功的案例都已有不少，其中不乏业内巨擘，乃至世界同行第一，前者如中粮收购蒙牛，后者如民企起家的中能硅业，依靠引进国有资本和借力资本市场，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生产效率最高的多晶硅企业。
混合所有制可望为国有资本重新布局助一臂之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资本对整个国民经济保持控制力，而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战略性产业不断升级，战略性领域不断转换；相应地，为了确保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国有资本就必须保持足够的流动性。
混合所有制可望助力打破地方国有资本的区域藩篱，将东部国有资产重组、发展与中西部吸纳产业转移、减轻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结合起来。东部地区国有资产质量较高，较为成熟，在资本市场上能够获得较高转让价格；中西部地区各类开发区、园区资产则相对不成熟，资产质量较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即使向非国有资本转让部分股权，也难以获得理想的转让价格，而且不能从转让中获得自己所急需的人才、管理等资源。考虑到绝大多数投资者更熟悉东部而对中西部生疏，其他情况相同，中西部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要付出风险贴水的代价，转让价格将低于东部资产。换言之，使得中西部上述开发区、园区等国有资产现在向非国有资本开放资本时损失较大。采用上述方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东部地区则可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混合所有制还可望避免损害某些自然垄断领域的效率。混合所有制存在这些潜在好处，并不等于我们只需要高喊改革口号就能一一实现，而是要正视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尤其需要突出强调的是公正原则，因为世界各国国有资产改制重组都是腐败高发区，而国民和决策层希望的是激发全社会活力，而不是为权贵创造“空手套白狼”的侵吞盛宴。习近平主席在两会上特意提到不能让国企改革成为牟取暴利机会，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强调。
